56个少数民族的识别过程
——访我国著名民族学家施联朱教授
文/赵薇
施联朱,1920年生于福建省福清市。
1950年,考入首都燕京大学攻读民族学硕士研究生、兼任助教,开始从事民族研究工作。先后参加政务院调查组,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调查“土默特旗县并存”的问题;参加由北大、清华、燕京三所大学师生组成的调查组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调查蒙古、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的历史与现状;两次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到过海南岛、粤北、内蒙古、东北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并对蒙古、达斡尔、朝鲜、赫哲、锡伯、黎、苗、瑶等民族进行调查。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成为新中国专门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最高学府的最早教师之一。
40多年来,施联朱共编写和主编了20多部专著,其中《中国的民族识别》1996年获国家民委民族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旧中国究竟有多少个民族?谁也说不清楚。第一次人口普查,民族名称多达400多个,仅云南一省就有260多个。
今天,中国有56个民族,世人皆知。但是,很多人却并不知道,中国的56个民族,是由解放初的400多个民族名称,经过长期、大量的科学调查和甄别而最终认定下来的。那么,民族识别的缘由是什么?其过程又如何?这是各国学者和广大读者所瞩目的问题。为此,本刊记者特此专访了我国著名民族学家、曾经专门从事过民族识别调查工作的施联朱教授。
据施联朱教授介绍,早在1950年——1952年,中央先后派出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和内蒙古等民族访问团,分赴各民族地区进行慰问,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时,那时就已初步涉及到民族识别问题,因为一些长期深受民族压迫、不被承认或被迫隐瞒自己民族成份的少数民族,在这时纷纷要求承认他们的民族成份。
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汇总登记的民族名称多达400多个,仅云南一省就260多个。要落实党的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诸如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里,落实少数民族代表名额、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民族自治地方、帮助发展民族经济、开办民族学校、发展民族文化等,就需要把民族识别作为首要解决的民族工作任务之一尽快提上了议程。对于这些众多的待识别族体,首先要弄清哪些是汉族的一部分,哪些是少数民族;对于少数民族,还要进一步弄清他们是单一的民族,还是某一民族的一部分。
自50年代初开始,党和国家组织大批民族研究者和民族工作者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对待识别族体的族称、族源、分布地域、语言文字、经济生活、心理素质、社会历史等进行了综合调查和分析研究,并在充分尊重该族体人民意愿的基础上,科学地甄别其民族成份和族称。大体上,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经过了四个阶段。
遵循“名从主人”的原则,族称要由各民族人民自己确定,这是他们的权利。
第一阶段,从新中国建立到1954年,是民族识别的发端阶段。1953年中央民委派出畲民识别调查小组,分赴浙江、福建等省调查研究畲民族别问题,认定畲民既不是汉族,也不是“瑶族的一支”,而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同年,在中央民委领导下,由中央民族学院派出了达斡尔族别调查组,分赴黑龙江、内蒙古达斡尔地区进行民族识别调查研究,确认达斡尔人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而非蒙古族。在新疆的民族识别工作中,对新中国建立前强加于俄罗斯人带有侮蔑性的称呼“归化族”,正名为俄罗斯族;把国民党统治新疆时期认定的、从南疆迁至伊犁的“塔兰其”族,定名为维吾尔族;1954年把“索伦族”改为达斡尔族。
在这一阶段,经过识别和归并,从400多个民族名称中,初步确认了38个少数民族的族称。其中除已公认的蒙古、回、藏、维吾尔、苗、瑶、彝、朝鲜、满等民族外,新确认的族称有:壮、布依、侗、白、哈萨克、哈尼、傣、黎、傈僳、佤、高山、东乡、纳西、拉祜、水、景颇、柯尔克孜、土、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鄂温克、保安、羌、撒拉、俄罗斯、锡伯、裕固、鄂伦春等。
第二阶段,从1954年到1964年,是民族识别的高潮阶段。
1954年,中央民委派出云南民族识别调查小组。在云南260多个民族名称中,只有少数属于识别其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的问题,而大量的则是属于民族支系的归并,确定其是单一的少数民族,还是其他民族的一部分的问题。其中工作量较大的是对彝族和壮族支系的归并。1954年在云南操彝语、并拥有各自不同的他称或自称的族体约300万人,分为数十种支系。从语言的音位系统和语法结构以及经济生活、社会文化诸如火把节、族长制、同姓不婚、火葬遗址、祖先灵台、巫术、多神崇拜等方面看,他称或自称的“土家”、“倮”、“水田”、“支里”、“子彝”、“黎明”、“莨莪”、“他谷”、“纳查”、“大得”、“他鲁”、“水彝”、“咪哩”、“密岔”、“罗武”、“阿车”、“山苏”、“车苏”等数十种族体,都基本相同或相近于彝族所具有的普遍特点,因而被确定为彝族的支系,而不是单一的少数民族。把文山地区的“侬人”、“沙人”、“天保”、“黑衣”、“隆安”、“土佬”等不同称呼的族体,则归属于壮族支系;把“糯比”、“梭比”、“卡都”、“碧约”、“拉乌”等归属于哈尼族支系;把居住在洱源的自称“白夥”的“土家”人归属于白族支系;把“黑浦”(“摆彝”)归并入傣族支系。总之,把云南260多个不同族称的族体,归并为22个。
新中国建立前,贵州就有100多个民族名称。1950年中央派遣民族访问团到贵州工作时,省内各地报来的民族名称共有80多个。民族识别调查组对这80多个族体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对其中大部分初步划分了归属,但有20多个尚未最后认定,如“穿青”、“南京”、“喇叭”(湖广)、“黎族”(里民)、“六甲”、“ (兜)”、“东家”、“西家”、“绕家”、“蔡家、“龙家、“莫家”、“木佬”、“睤睟”等。民族识别调查组还到安顺、毕节等地区进行“穿青”人的民族成份识别调查研究。
1956年经过调查研究,国家又正式公布了仡佬族的名称。同年,中央民委派出湖南土家族识别调查小组,确认土家为单一的少数民族。
1964年,对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登记的183个民族名称,又经过识别调查研究,新确认了15个少数民族,将74种不同名称归并到53个少数民族之中,还有几十种在识别过程中自动撤销原登记的民族名称。至此,已填报的族体的识别工作得到了基本解决,还存在的有待于识别的族体已为数不多了。
第三阶段,从1965年到1978年,是民族识别受到干扰的阶段。
1965年确认了珞巴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珞巴族居住在西藏自治区东南部的洛瑜地区。“珞巴”是藏族对他们的称呼,意为“南方人”;其内部有“博嘎尔”、“崩尼”、“崩如”、“宁波”、“邦波”、“德根”等不同自称或他称。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一种独立语言,无文字;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具有与周围的藏族不相同的民族特点,因而珞巴确认为单一的少数民族。
贵州省从1965年起,先后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安顺地区进行了一年多的民族成份调查研究工作,主要对“革兜”、“东家”、“木佬”、“三锹”等人们共同体进行初步的了解。
“文化大革命”期间,民族识别工作和其他民族工作一样,被迫停止了十多年。
许多少数民族“返本归原”,成为统一多民族大家庭中的平等成员。
第四阶段,从1978年到1990年,是民族识别的恢复阶段。
1979年确认基诺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1万余人的基诺族居住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攸乐山,自称“基诺”,古称“攸乐”。此地家喻户晓地流传着基诺、汉、傣、哈尼(另说还有布朗)同出于一个大葫芦的神话传说,反映了基诺同汉、傣、哈尼等民族在远古时代的密切关系。语言属藏缅语族,语法结构接近彝语支、缅语支,都有明显的对应关系,但在语音、词汇、语法上有自己的特点。如:村寨中有寨老(“卓巴"、老火头)、寨母(“卓色”、“老菩萨、大斋)等古老氏族长老,保留了对偶婚和群婚残余的一夫一妻制小家庭,有共耕习惯等,因而认定基诺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
贵州自1981年起,再次展开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调查研究工作。将7千余人的“绕家”、4·1万人的“东家”和3·7万人的“南龙”(其中包括1万多人的“龙家”,他们自认为白族)归并于苗族;将3万余人的“睤睟”归并于毛南族;有60多万人的“穿青”,仍维持原来族属识别的意见,划归汉族。在湖南省西南部,有一部分汉人,因长期与少数民族共同居住在一起,受少数民族的影响,有一些特征发生了变化,如“哇乡人”、“本地人”和“梧州瑶人”,他们要求承认为单一的少数民族。经过识别调查研究,确认他们不是少数民族,而是汉族的一部分。
1985年,有人认为新疆阿勒泰的一部分蒙古人是“图瓦人”,经过调查研究,他们不具备单一民族的条件,而是蒙古族的一部分。在此期间,广西壮族自治区还识别了涉及20个县市、50多个乡镇的10个少数民族,共10万人。
有些族体在划归某一少数民族之后,也出现过重新提出要求作为单一少数民族的情况,如云南的“苦聪人”和“摩梭人”。经过重新识别调查,仍维持原来的意见,“苦聪人”为拉祜族的支系,“摩梭人”为纳西族的支系。
有些少数民族的族称,是汉族或其他民族对该民族的他称,有的甚至带有侮辱性质。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尊重少数民族人民的意愿,对广大群众提出更改族称或更改族称译写所用汉字的,都本着“名从主人”的原则作了更改。如1963年4月改“佧佤族”为佤族,1965年10月改“癎 亻童 族”为壮族,1985年9月改“崩龙族”为德昂族,1986年6月改“毛难族”为毛南族。
自1982年以来,全国提出要求恢复和更改民族成份的有500万人,已恢复和更改的有260万人。其中主要是居住在辽宁省和河北省承德地区的满族;湖南、湖北、贵州、四川四省边界地区的土家族;湖南、贵州两省的苗族和侗族;贵州、云南两省的其他一些少数民族。
截至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止,正式确认中国有56个民族。
朱雀哦,我和你不大会客家话了,又都淹没在南方各民族中,很多生活习惯和风俗都变了,我们还怎么回客家族里去啊
认了吧,我们是原汉族客家系,现在我是广府系,你是川蜀系的啦
若果在台灣的話,客家人確實是一個民族。
那你也成了少数民族了.
好象听说民族识别那阵也讨论过这事.
http://www.hakka.gov.tw/archives.asp?UploadID=14&LayoutID=392&ArchivesID=5350
客家政策白皮書 |
2003/12/16 下午 01:11:00 |
第一章 客家危機的根源
自施琅攻台平鄭、清廷以鄭成功所部多為客籍,明詔嚴禁客籍人士渡台,此為台灣客家族群偏低的肇因。與東南亞各客家族移入地區相較,台灣的客家人口比例亦遠低於均值。這種情況當然造成發展上的先天限制,但並不影響文化的傳承延續。有清一代以迄日據時期結束,客家雖僅集中於桃竹苗地區,其餘則為零星分佈或與福佬閩南混居,但凡屬客家地區皆寺廟廣佈,族群文化活力充沛,展現迴異於福佬的文化特色。
一、「國語政策」的利刃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遷台,開始大規模中原「正統」文化移植工程,並以政治力強制推行「國語政策」, 貶抑「方言」,使得台灣各個「非國語」語系文化遭受到嚴重傷害,尤其原本就不具有人口優勢的客家文化,更形成難以彌補的根本性創傷。
持平而論,國民黨政府遷台之初,因為文化差異和語言隔閡引起許多誤解和衝突,推行一項普通用的語言,確實有其必要,本屬無可厚非;但是強烈的統治色彩和控制企圖,使得語言政策成了扼殺非「正統」文化的利刃。首先,「國語」相對於「方言」,一為高居廟堂宰制萬方的正統,一為偏僻鄉野的土話,地位之高下尊卑立判;其次,以罰款和掛「狗牌」公然侮辱的方式處罰使用「非國語」者,而學習「國語」成績優良者,則受到表揚和獎勵,強力塑造「國語」為知識份子、有教養的象徵,「方言」則成了頑劣和低俗的代名詞。
語系文化的命脈在於語言,當母語在不斷的處罰和公然羞辱下淪為劣等語言時,語系族群的自尊和認同基礎也遭到摧毀,從根斷絕其文化生機活力。福佬面對這種毀滅性的衝擊,猶能藉人口絕對多數的優勢存留相當程度的文化生命力,而客家則明顯地出現了傳承斷層的生存危機;以當下的社會狀況來說,四十歲以下的客家子弟,仍能流利使用客家語者已不到半數,這個殘酷的事實,說明了以扼殺「非正統」文化為手段的「國語政策」下,客家受到的創傷已超過憑己之力自癒復原的臨界點。倘無及時的政策補救和協助,則客家文化將因老成日漸凋謝而流失最後一絲生機,為蠻橫的「國語政策」付出族群文化滅絕的慘痛代價。
二、傳播時代的缺席者
「地球村」時代的來臨,故憑藉的是無遠弗屆的通訊傳播,而傳播媒體這項人類史上最具威力的利器,也恰似一把雙面峰銳的利刃,當電子媒體生動鮮活的聲光畫面將訊息快速地深入每一個家庭的同時,搭不上這班光速列車或擠不到一席之地者,其處境就正如今日的台灣一般,縱有旺盛的活力、豐富的內涵,卻是擠不上國際舞臺、在每一個重大世界場合中,成了無聲無影的缺席者。
缺席絕非自願,更非惡意,在經濟利益成為社會發展的唯一判準和主導力量之際,客家文化卻已在早年的錯誤政策下萎縮到不具經濟可欲性的規模;缺乏經濟性的誘因,公共資源也沒有挹注,客家在絕對不可缺席的傳播體系中成為擠不上座位的缺席者。
四個無線頻道、七八十個有線頻道、客家發聲的頻道節目不是微乎其微就是根本從缺;當韓、日、歐、美的外語頻道和節目紛紛擁地自雄之際,屬於本土的客家節目卻是芳蹤難覓,偶而驚鴻一現,也都是在邊陲冷僻的墊檔時段。認同傳承的基礎重創難以自復,重又赤裸裸地暴露在媒體傳播的主流文化侵襲之下,毫無發聲現影以求自存的空間,這是客家面臨絕境的根源,也是民主、多元化社會中為政者必須刻不容緩來面對解決的問題。
第二章 重建認同基礎與活化客語
一、 錯誤政策
國民黨政府遷台之初,政府體制和施政思考完全沿襲傳統中國皇朝帝制的集權觀念,從中央需求的角度來規畫地方,所著重的是中央對地方的掌控,藉以鞏固其政權基礎;「統治」是一切施政作為的出發點與最終目標,它所意含的是將社會人民視為一姓一族或特定集團的私產,「財產」乃依附於「統治者」而存在,本身並沒有客觀的存在意識和價值,因此,統治者可以依照利益考量或統治需要而任意處分或修改這份「私產」。傳統中國所謂的的「德政」,形式上是增進人民福利,照顧人民需要的良善政策,而實際上,它是一種以「恩賜」形貌表現的延長或強化統治基礎的意圖,清末慈禧太后的名言:「寧與外人、不與家奴」,正是這種統治型態最傳神的寫照。
國民黨政府承襲這樣的「統治」概念,除了在政治上中央集權化,同時也強力進行台灣文化內函一元化的工程,特別是在戒嚴時期,國民黨仍持續與取得中國大陸控制權的共產黨進行鬥爭,全力要將台灣改造成完全單一化的戰鬥系統。因此,對文化的改造工作也就格外嚴密和徹底。在這樣的情況下,除了統治當局獨尊的中原「正統」文化和「國語」外,台灣原有的福佬閩南、客家和原住民文化都受到了刻意的打擊貶抑,進而產生污名化效應,從而侵蝕這些文化的認同基礎。
二、 政府責任
近年來,本土意識日益抬頭,國民黨政府的威權體制也因反對運動的日益壯大而漸形鬆動;許多不合理的限制禁令也紛紛解除,但是,最根本的「方言」污名問題依然存在,對於已往政策造成的深重傷害也沒有提出任何補救復原的措施。面對高度商業化的嚴酷叢林競爭,飽經摧殘而奄奄一息的客家文化困境依舊。
或許有人會說:「政治的歸政治,文化的歸文化,政治不應介入文化事務」,事實上,此一說法在客家文化的議題上並不適用,姑且不論政治與文化的關係究竟能否割離殊難清釐,單只就因果來說,射手儘管把重創客家文化的毒箭鋸掉,卻不理會傷勢已深及命脈危在旦夕,也不顧周圍有多少虎視眈眈的惡獸猛禽,這樣鋸箭式的作法有何效果可言?因此,積極地補救復原,非僅是政府應盡的責任,更是不可逃避的義務。
三、具體作法
重建客家文化傳承機制,首要在恢復認同的障礙,也就是消除「國語」vs方言的尊卑高下與差異;制訂「語言平等法」,取消「國語」名稱,把現行「國語」正名為「北京話」或改稱為「普通話」,明列福佬、客家、原住民族群用語及「北京話」或「普通話」為通行用語;所有對內之官方政令宣導及公共場所之語音系統,應以四大通行用語發佈,以落實通行用語的平等地位。積極方面,編印統一的客語教材,培訓師資,確實執行母語教學;協助設立、製作客語頻道和節目,增加或提高客家的能見度和曝光率,讓客家真正成為我們社會組成中的一個族群,成為我們文化共榮共存的一個環節;因為長期的文化弱勢,一切的客家活動也都處於社會邊陲,在缺乏關注的情況下形成社會隔離,加以語言的隔閡,客家活動彷彿是社會幽暗角落裡進行的秘密儀式,既無其他族群的參與,也不為外界所瞭解,甚至因而引起疑懼、卻步與排斥;封閉與排斥的惡性循環,使得「客家人」身份成了「原罪」般的重擔,更難獲得生存發展的空間;故而提昇客家的能見度,擴大客家與社會的接觸面,增加社會對客家的認識與瞭解,給客家人一份尊重、被接納,可以和大家一同站在陽光下的感覺,不再封閉和刻意隱藏自己的族群身份,才能確實重建客家的認同基礎,讓文化傳承機制啟動,發揮延續族群文化的功能。
另一個需要特別加以注意的現象,有超過98%的客家人能流利使用「國語」,高達九成以上能聽、說閩南語,反之,四十歲以下的客家子弟能流利使用母語的比例卻不及半數。這是因為在強勢文化與社會歧異眼光的巨大壓力下,客家人被迫隱沒自己身上的族群氣息與特徵,努力學習並融入強勢文化以減輕外在壓力;一部份已被其他族群完全同化,失去一切客家的特質,甚至不認為自己是客家人;另一部份則族群認同仍在,但在外觀上已完全無法辨識,成為「隱形人」。除了少數傳統客家聚集地區,客家人大多以「隱形人」方式存在,彼此間也因「隱形」無法識別而缺乏聯繫,成了被阻絕、孤立的個體。在幾乎沒有溝通網路的貧瘠環境下,文化的連結斷裂了,群體的活動消失了,已然沒有用武之地的客家話,連最基本的語言功能也幾乎是完全被取代,成了一個個孤立的客家個體腦中的迴音。
活化客語的唯一途徑在於打破個體孤立,重整客家聯繫網絡。客家人只是「隱形」,並非消失,這些因「隱形」而孤立的個體不但為數眾多,而且活躍於各個階層及其他職業領域,他們所欠缺的不是個人的活動力,而是與族群與其他成員的聯繫,因此只要整理相關資訊,並提供能夠吸引聚合這些孤立個體的機會與場合,一個基本的族群溝通網路就已具備雛形,在這個基礎上,更完整的族群聚集互動機制也自然發展成形。當然,強勢族群與強勢文化的外在壓力仍是最需要克服的因素,一如前文所曾提及,社會對客家的認識,接觸必須增加與擴大,唯有透過認識,瞭解才能接納,不再視客家人為異類,而這一點正是客家能否在我們社會繼續存在並發展的關鍵。
第三章 政策主張
客家所面臨的困境和迫切需要獲得協助與解決的問題幾乎全屬文化範疇,在其他部份,不論在生活能力、教育和就業各方面,都有優異的適應和發展,並沒有遭逢其自身無法克服的困難;因此,我們提出的客家政策主要內容率皆以文化的保存與發展為主,少數涉及有限共有資源的分配與使用部份,亦為確保客家族群的平等地位與自信自尊所必需,並不會因而對其他族群造成排擠和壓迫。針對客家文化弱勢乃至發生傳承危機的根本原因在於:認同基礎受到無法自癒的催折,傳媒資源的匱乏,以及因而導致的個體孤立隱形。我們提出下列的主張:
一、 成立義民大學。
二、 設立「客家事務委員會」,為行政院直轄機關。
三、 設置客語頻道:包含專屬的有線電視頻道,全國性的廣播網,以及現有無線電視和大功率廣播電台的客語時段。
四、 制訂「語言平等法」:明定普通話(現行國語),福佬、客家、原住民語為通行語言,廢除現行「國語」名稱。
五、 每年舉辦全國性的客家文化節。
六、 設立「客家社區學院」與客家幼稚園
(一) 全國客家人口佔40%以上鄉、鎮分別設立
(二) 台北市、高雄市於客家人口較密集區擇地設立
(三) 經費來源:中央政府60%、地方政府25%、社區配合15%
七、 輔導獎助成立各類客家禮俗、技藝研習班:包括音樂、戲劇、歌謠、舞蹈、雕刻、手工藝及婚喪節慶禮俗等。
八、設立「客家文化園區」
(一)、台灣北部、南部各規畫一座。
(二)、區內設置:
1 客家文化旅遊資訊中心:提供旅遊資訊服務
2 客家媒體中心:媒體連結、發展、研習及展示
3 客家源流館:陳列展示客家源流相關史料資訊
4 客家禮俗館:詮釋客家信仰及禮俗介紹
5 客家藝文館:陳列、展示及發表藝文成就及創作
6 客家生活館:介紹食、衣、住、行等生活經營
7 客家生活體驗區:提供住宿、體驗客家生活
8 客家市集:展售客家產業各項產品
(三)、公辦民營
政策說明:
一、 義民大學:
(一) 一般性大學,含客家學系、研究所。
(二) 客語列為必選課程、不分學系。
(三) 客語師資培訓
(四) 於桃、竹、苗地區擇地成立。
台灣客家的信仰中心除傳統的「三山國王」外,更發展出獨特的「義民」信仰,在客家的年度活動中,最能號召凝聚族群參與的「義民祭典」,每年農曆七月,。各縣市客家代表團體齊集位於新竹縣新埔鎮的義民本廟,蔚為一大盛事,對於非客家族群而言,「義民」亦能與其產生直接的印象連結。
在客家傳統中,除了「硬頸」和勤儉的一般印象外,最受重視的厥為祭祖與讀書受教;「義民」本為客家開台先民,祭祀「義民」實為廣義敬祖的表現;「字紙亭」更為客家所獨有的文化特色,凡書印字跡的紙張皆受敬重,不敢褻瀆污損而集中於「字紙亭」火化,充分表現讀書受教在客家人心中近乎神聖的地位。結合客家最受重視的兩項價值,同時凸顯台灣客家的本土性和獨特性,「義民大學」的設立,可以確立客家族群自尊,成為重建認同基礎的強力支柱。此外,「義民」為台灣民眾所普遍熟悉的專有名詞,其與客家的緊密連結,經由「義民大學」設立,更可增進非客家族群對客家進一步的認識與接納。
再就積極功能而言,「義民大學」可以連結目前散處各地,缺乏整合的客家文化資產,作為有系統研究的客家學中心,除發揚客家文化外並培養未來母語教學的師資人力。
二、設立「客家事務委員會」
(一)行政院直屬機關。
(二) 首長為政務官。
(三) 統籌客家文化事務:
1蒐集保存
2 研究出版、編印統一母語教材 、客語辭典
3 活動推廣與獎助
(四) 客語傳播事業單位(公辦民營)
1有線電視頻道
2全國性廣播網(調頻)
3編列預算補助
(五) 國際客家聯繫
客家族群在一般的社會生活能力上相當優越,在各階層領域都有高度活動力,因此並無設置包含就業、居住及救濟等全面性功能機構之必要,而僅就文化延續傳存所必需的部份規畫設立「客家事務委員會」,做為綜理客家文化的專責機構。
為發揮有效統合全台客家文化事務的功能,避免地方各自為政的資源重疊浪費和治絲愈棼,事權必須統一,位階必須為中央部會等級。另因本機構主要限於文化範疇,因此規模自無須過度擴張,故以成立「客家事務委員會」。
首長的任命 ,以「客家事務委員會」為統籌全台客家事務專責機構的功能而論,缺乏實際決策權限的事務官並不足以勝任此項艱鉅,故而需由能夠參贊決策折衝的政務官出任,使能有效運作推展相關業務。
業務內容的規畫,必須同時具備文化保存及發展推廣功能,並兼顧精簡編制以有效運用政府有限資源原則,包括:蒐集保存,研究出版,活動推廣與獎助,以及國際客家聯繫四大項,另附設客語有線電視頻道,廣播事業單位,則以公辦民營為宜,並編列預算補助,茲分述如下:
1蒐集保存:歷經長期弱勢地位及強勢文化的侵襲,諸多珍貴的客家文化資產日益破敗佚失,加之傳承斷層,老成凋謝,亟待有組織、有系統地進行調查蒐集,包括文獻、先民遺跡,以及禮俗、技藝、語法歌謠、戲劇等進行記錄整理,以搶救正面快速流失的文化資產。
2 研究出版:客家注重傳統,對本身文化傳承亦盡心盡力,故在各地客家庄落仍各保留一定程度的文化特色;但在資源匱乏及環境壓力下,各地所保存者皆不完整,甚至抱殘守缺。唯有透過廣泛的調查研究整理,才能重建原貌,恢復客家豐富的文化內涵。此外,出版各式研究調查成果,不僅有助於客家重建己身文化,對非客語族群而言,亦可提供認識、瞭解客家的豐富資料,於促進族群和諧有莫大裨益。
3 活動推廣與獎勵:客家文化中有許多極具族群文化特色的禮俗和技藝,但在環境不利下,這些饒富內涵意義的技藝和活動日漸式微,各地客家庄落雖有心維護保存,也因力量不足而無法達到全面和完整,呈現零星散落的現象,儘管有熱心的客家人士努力奔走,每年持續辦理部份活動,終究因規模過小,內容侷限,無法引起外界的注意和關心,對族群本身而言,也僅成為奮鬥求存的象徵,距離積極的傳承推廣功能仍是遙不可及。因此,唯有經由專責單位挹注資源,統合各地尚存的文化力量,將零星 保存的內容予以匯集與整理擴大活動規模,一方面提供各界直接接觸參與客家活動的機會場合,一方面也扮演凝聚客家文化力量的火車頭角色,再配合平日對客家禮俗技藝研習的獎助措施,將可有效接續文化生機。
4 附設有線電視、廣播事業單位:此項將另與獨立說明。
5 國際客家聯繫:世界客家人口估計達一億二千萬之譜,分佈以東南亞最為集中,但歐、美、乃至於非洲亦皆有客家居留;以客家人族群聚力極強的族性特質,異國客家聯繫,不僅可豐富文化內容,且密切的民間交流,亦可擴大我經濟合作領域。
三、 設置「客語頻道」
(一) 頻道項目:
1有線電視:包 含製作、播出,並納入系統經營者必須播出之頻道表內。
2全國性調頻廣播網:以中、小功率電台搭配,結合成全國性廣播網。
3無線電視:每日下午六時至十一時時段內,每週至少播出三個小時客語節目。
(二) 頻道經營:
1有線電視、廣播網:公辦民營。
2 無線電視:客語節目
(1) 第一期,二至三年,委託製作播出。
(2) 第二期,電視台自行製播,由「客家事務委員會」評審獎助
(三) 經費支應:
1有線電視:
(1)第一期:籌設電台、硬體設備、營運支出等,政府全額支應,時限三年。
(2)第二期:完成公辦民營,政府編列預算補助,補助金額不低於平均年營業成本50%,為期五年。
(3)第三期:重點獎助、委製,不再編列預算補助,頻道自負盈虧。
2全國性調頻廣播網:
(1)全台分北、中、南、東區,各保留中、小功率廣播頻道供申設客家電台,組成全國廣播網。
(2)政府編列預算補助電台年營運成本30%-50%,為期四年。
(3)建台第五年起,重點委製,獎助節目,停止預算補助。
3無線電視時段
(1)節目委製。
(2)重點獎助。
資訊時代,傳播媒體的重要性和影響力已無庸多言。近年來,客家弱勢現象與客語流失日益加速惡化,主要原因之一厥為欠缺媒體空間。追根究底,客語的弱勢地位導致族群資源匱乏,孤立而隱形的個體無法形成立即明顯的市場誘因,更難以吸引商業性的媒體青睞,這些狀況環環相扣,層層相因,形成惡性循環,抵銷、侵蝕了一切客家為求文化延續所付出的作為和努力。唯一的突破解決的方法,在於經由公共資源的挹注運用,協助客家扭轉循環方向,改善處境,而後逐步達到自立發展的目標。
當然,國家的資源不可能無限期、無限制地單向補助;而客家族群的真正困境在於被割裂、壓抑乃至於孤立和隱形,無力自行重整以扭轉惡性循環方向,實際上,以個體型態存在社會上的客家人口,其經濟、社會活動力仍然相當充沛,因此,政府的責任就在於協助客家突破無法自行克服的障礙,使其回歸發展正軌,其後則賴客家繼續為延續己族文化付出努力。
有線電視、廣播電台的設置營運,初期需要大量資源和專業人力,此正客家困弱所在,故而需由政府提供高比例乃至全額的補助,俟頻道成立,逐漸發揮聚集、整合功能,分散的客家資源和力量匯集之後,政府再逐漸降低補助額度,到最終由客家自立營運。
頻道項目和範圍的保障是必要的,用以保護弱勢族群基本的傳播管道,特別是無線電視的頻道資源極為稀有,更需適度保障其需求,避免弱勢族群成為資訊時代的缺席者,在無人問聞中默默消失。
四、 制訂「語言平等法」
(一) 立法明定「福佬、普通話(北京語)、客家、原住民語」為通用語言。
(二)政府官方之政令宣導及公共場所之語音系統,應以四大通行用語發佈。
(三) 輔導公共場所語音服務增設通行用語版本。
「語言平等法」的最大目的在於打破「國語」相對「方言」的尊卑優劣區分,語言本系生活、文化的產物,各有其存在的絕對意義,不能強為優劣區分。而「國語政策」正為戕害「非國語」語系的禍首,因此取消「國語」此一具強烈排它獨尊意含的名稱用語,改以中性平等的「通用語言」名稱,以尊重四大族群的平等地位,並符合憲法第五條所訂:「…….各民族一律平等」及第七條:「…….無分……宗教、種族……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之精神。
「語言平等法」主要功能在規範政府在措施上需尊重各語言的平等地位,對民間生活習慣中,除特別需要加以保障者予以最低限度上之保護外,並不以強制方式加以干涉語言之使用。是為保障族群平等,促進族群關係和諧之必要立法。
五 、 舉辦「客家文化節」
(一)、一年一度全國性客家文化大型活動
(二)、經費由「客家事務委員會」編列預算支應
(三)、活動舉辦地點由各縣市政府擬定計畫配合甄選
舉辦全國性大型活動是凝聚客家文化力量最有效的方法,透過活動舉辦,散處各地近於休眠狀態的資產人力都可被動員活化,復甦之外更萌發薪芽,進而帶動全面開展。
「客家文化節」以全國為範圍,每年定期舉辦;地點則由全國各縣市擬定配合計畫甄選,經由中央的「客家事務委員會」與活動舉辦各地所在的縣市政府合作,以使活動的影響更形深入、擴大;而每年重新擇定地點也可造成巡迴效果,讓各地方的民眾都能感受到「客家」其實就在你我身邊,是我們社會組成的一員。
簡言之,這樣每年定期舉辦的多種類客家大型活動,一方面提倡客家展示各種獨特習俗,技藝的理想場合,驅動客家對自身文化的傳承創新,同時也提倡社會各界對客家的接觸、認識、乃至參與、互動的絕佳場所。不但在促進族群和諧關係上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並且豐富了我們社會多元文化的特色。
六、設立「客家社區學院」與「客家幼稚園」
(一)、全國客家人口佔40%以上鄉、鎮分別設立。
(二)、台北市、高雄市於客家人口較密集區擇地設立。
(三)、經費來源:中央政府60%、地方政府25%、社區配合15%。
客家文化資產能量絕大部份集中於中、老年齡層,尤其較年長的耆宿大老,更是內醞豐富的寶藏。常言「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對客家文化來說,這句話尤其真確,必須要及時建立一套機制,讓存在客家耆老腦中的文化精髓重現在下一代、二代的身上,才能恢復客家文化豐富內涵的原貌。
老年人體力狀況不似青壯年般禁得起奔波、勞頓,此外文化內涵是有機的,具有本身的生命,既不能生吞活剝,也難以用文字完整描繪;蜻蜓點水式的巡迴傳授,樸樸風塵地來回奔波,既是成耆老體力的沈重負荷,更不能真正達到文化傳承的效果。因此,定點設置「客家社區學院」是滿足各項條件需求的最佳方案。
耆老與社區的結合,熟悉的道路,走過的一草一木,自然流洩出耆老腦中的久遠掌故和記憶; 圍繞身邊的人、事、物構成的動人故事,輕鬆地吸引、抓住兒孫輩的心;在最自然的情況下完成文化的傳承和重建。社會大學型式的「客家社區學院」除本身的既定功能外,同時可以滿足部份老人和社交生活的需求,具有聯誼、資訊交流、以及活動中心的功能,以單一的資源投注獲致多重的社會效果。
「客家幼稚園的設置」,主因目前年紀三十歲以下的客家人口有超過半數已無法流利運用母語,必須仰賴外在協助才能完成母語教育;此外、客家族群個體孤立的社會處境和相對單薄的聯繫網絡,難以形成有效率、無障礙的客語環境,故而需自小建立客家子弟間的人際互動聯繫,以營造未來的客語空間。
經由「客家社區大學」及「客家幼稚園」的設立,所構成的老、幼世代連結,將成為跨越傳承斷層的紐帶,接補十年來的文化裂縫。
七、輔導獎助成立各類客家禮俗技藝研習班:包括音樂、戲劇、歌謠、舞蹈雕刻、手工藝及婚喪節慶禮俗等。
客家最主要的族群標誌為「客家語」,在此之外,客家因為信仰、生活環境等各種因素、發展出許多內涵極為豐富的生活技藝、藝術創作和獨特的禮俗。舉例而言、客家的「山歌」,不論唱腔、運氣、轉韻等,都有其獨特的技巧和品評標準,不僅與時下流行的音樂風格大不相同,就與其它的族群民歌比較,也有明顯的差異;而其悠美、婉轉,富於感情的表現方式,也在眾多的族群歌曲中別樹一幟,極具傳唱、保存的價值。
「客家話」的傳承是客家延續的命脈主幹,而豐富內容的血肉則必須仰賴各項特有技藝禮俗的遞沿;獎助各類禮俗技藝研習班設立的功能目標也正在於此。基本上,政府在這項議題上不採取主動設立的方式,但以較優惠的方式創造良好的發展空間,用實際狀況所許可的最大可能額度,接受民眾申設各類研習班,在申請程序、場地使用及活動舉辦上給予充分協助;設置評鑑標準,對半粒績效導致正常者予以部份經費補助,對績效良好及特優者另予適當獎助。以客家堅韌的族性,政府主要改善文化土壤,適時澆淋施肥,客家的文化種子必能在短期內枝繁葉茂,開出亮眼的花朵。
八、設立「客家文化園區」
(一)台灣北部、南部各規畫一座。
(二)區內設置:
1客家文化旅遊資訊中心:提供旅遊資訊服務
2客家媒體中心:媒體連結、發展、研習及展示
3客家源流館:陳列展示客家源流相關史料資訊
4客家禮俗館:詮釋客家信仰及禮俗介紹
5客家藝文館:陳列、展示及發表藝文成就及創作
6客家生活館:介紹食、衣、住、行等生活經營
7客家生活體驗區:提供住宿、體驗客家生活
8客家市集:展售客家產業各項產品
(三)、公辦民營
規畫上,「客家文化園區」屬較長期的目標,主要原因在於:土地取得不易,建園經費規模大,對目前客家困境與危機不易產生立即有效的影響。有前述的困難因素,但就長遠而言,「客家文化園區」的設立有其重大而不可取代功能:
1.文化脈絡的完整呈現:任何文化都是有機、具有生命的、隨著時空條件的轉變更易,必然發生老化、更新的現象,每一個時點所呈現的面貌必然有異於其它時點的表現和特有的時代意義;同時,文化發展過程的每一階段又都是相互關連而不可割離的;記錄軌跡、從歷史汲取先人智慧和經驗,是人類知識累積和進化的重要原因。呈現一個族群文化發展的完整脈絡,對族群生命的延續更具有無比意義的影響,特別是在這條族群軌跡的末端直接連結現今狀態的「客家文化園區」,不僅是對客家、就整個台灣的未來發展而言,都有極大的價值和脾益。
2. 客家文化的濃縮版:要確實深入瞭解一項文化,耗費時間往往以十年為單位,但在今日繁忙的工商資訊社會、除專家學者外,常人是不可能達到這種程度;然而,對族群文化缺乏基本瞭解,則有可能因陌生而形成疏離,甚至因而採取排斥態度,此對台灣這樣一個多族群的社會而言,無疑是十分不利的。「客家文化園區」將客家文化的輪廓和精華濃縮呈現,讓人們於最短的時間內瞭解客家文化的精要,正符合今日快速社會的需要,營造台灣的和諧族群關係,充分達到族群互補的效果。
3. 強化台灣與世界的聯繫:客家雖僅為世界眾多族群之一,但以一億二千萬的族群總人口,分佈遍及七海五洲;人數之多、分佈之廣,所產生的影響力自不容忽視;此外,客家文化本身極具特色,經由適當的匯集整理,可與世界其它族群進行良好的交流互動。以今日台灣向於歷史政治因素,每每被排拒於國際舞臺之外,而文化交流恰為一個適切的切入口,透過國際客家的連結,以及與其它族群的互動交流,不僅提昇台灣的國際能見度,而因素交流形成的網絡,也將為台灣帶來經濟,政治的助力,強化與世界的連結。
「客家文化園區」的規畫設立絕對有其必要,但必需考量當前客家需求的緩急與國家資源分配來作適當的安排。直言之,五年內完成第一階段客家文化復原重建及再出發的準備工作後,第六年起進行的第二階段中開始進行「客家文化園區」的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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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成立於中華民國90年6月14日。其前身「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籌備處」係源於行政院89年5月11日第2681次會議通過<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籌備處暫行組織規程>及<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組織條例>兩草案;爾後行政院於89年5月18日以院令發布<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籌備處暫行組織規程>,同時將<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組織條例>草案函送立法院審議。陳水扁總統於89年5月20日就職後,新政府更積極推動成立客家事務委員會的籌備工作,並於89年9月1日正式成立籌備處,由蒙藏委員會徐正光委員長兼任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籌備處主任,開始篳路藍縷的創會艱辛過程。立法院於90年5月4日三讀通過<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組織條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終於在90年6月14日正式成立! 成立宗旨:延續客家文化命脈 行政院推動成立客家委員會,主要在於回應客家社會各界之深切期盼,更是各黨派的重要共識。因為客家族群在大社會文化的擠壓下,面臨了族群文化快速消失的危機,為了挽救族群危機,客家有識之士強烈要求在中央機關設立客家專責機構,希望凝聚客家精英與政府的力量,肩負起延續客家文化命脈、振興客家傳統文化,以及開創客家新契機的使命,為四百多萬台灣客家人打拚!並促進台灣成為尊重多元族群文化的現代社會。
塔兰其人属维吾尔族,解放前伊犁的维族自称为塔兰其人。塔兰其人原本是南疆的维族农民,后来维族被准噶尔蒙古人征服后,许多维族农民被强行带至伊犁,作为农奴为准噶尔人种地,准噶尔将他们称之为“塔兰其”,塔兰其在蒙古语中是农民的意思。
阁下可能将塔吉克人与塔兰其混为一谈了。塔吉克是古代塞人直系后裔,属东伊朗语系,他们是中亚最早的主人,但在几千年中亚突厥化的浪潮中,其绝大部分族人已成为突厥诸族的高加索血脉,现在的塔吉克人居住于中国的帕米尔高原(4000多人)、阿富汗(700多万,是第二大民族)、塔吉克斯坦(300多万)。中国的塔吉克人兼通维语,学校用维语授课。
朱雀哦,我和你不大会客家话了,又都淹没在南方各民族中,很多生活习惯和风俗都变了,我们还怎么回客家族里去啊
认了吧,我们是原汉族客家系,现在我是广府系,你是川蜀系的啦
我的客家话只是不灵光而已,不过没忘记啊!
客家人即使语言忘记了,但如果保持客家认同和客家血统,仍是客家人.http://www.hakka.gov.tw/archives.asp?UploadID=14&LayoutID=392&ArchivesID=5350
客家政策白皮書 |
2003/12/16 下午 01:11:00 |
第一章 客家危機的根源
自施琅攻台平鄭、清廷以鄭成功所部多為客籍,明詔嚴禁客籍人士渡台,此為台灣客家族群偏低的肇因。與東南亞各客家族移入地區相較,台灣的客家人口比例亦遠低於均值。這種情況當然造成發展上的先天限制,但並不影響文化的傳承延續。有清一代以迄日據時期結束,客家雖僅集中於桃竹苗地區,其餘則為零星分佈或與福佬閩南混居,但凡屬客家地區皆寺廟廣佈,族群文化活力充沛,展現迴異於福佬的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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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琅是我们客家人的仇敌,当初,holo人在台湾受到原住民的侵扰,田地被土人抢夺,是客家人的军队拯救了他们,但却受到holo人忘恩负义的排挤。
施琅是我们客家人的仇敌,当初,holo人在台湾受到原住民的侵扰,田地被土人抢夺,是客家人的军队拯救了他们,但却受到holo人忘恩负义的排挤。
清朝重用金門及廈門人,都是閩南人,其他好像閩東人都被排擠,所以現在台灣是閩南人天下。
塔兰其人属维吾尔族,解放前伊犁的维族自称为塔兰其人。塔兰其人原本是南疆的维族农民,后来维族被准噶尔蒙古人征服后,许多维族农民被强行带至伊犁,作为农奴为准噶尔人种地,准噶尔将他们称之为“塔兰其”,塔兰其在蒙古语中是农民的意思。
阁下可能将塔吉克人与塔兰其混为一谈了。塔吉克是古代塞人直系后裔,属东伊朗语系,他们是中亚最早的主人,但在几千年中亚突厥化的浪潮中,其绝大部分族人已成为突厥诸族的高加索血脉,现在的塔吉克人居住于中国的帕米尔高原(4000多人)、阿富汗(700多万,是第二大民族)、塔吉克斯坦(300多万)。中国的塔吉克人兼通维语,学校用维语授课。
不是塔吉克人,我是指在被歸類為維吾爾人的其中一個族群,操伊朗語系的,是從英文網頁看回來的,試再找找看。
族群文化—客家,历史文明,台湾史(三) |
(2002年02月27日) [attach]8344[/atta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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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塔吉克人,我是指在被歸類為維吾爾人的其中一個族群,操伊朗語系的,是從英文網頁看回來的,試再找找看。
北姑说的可能是土库曼人,四海有帖子提到过我国的一些待识别民族,里面提到有两千多土库曼人被归入维吾尔族,但在身份证上标明“维吾尔族(土库曼人)”。但土库曼人应该是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
没听说过?
北姑说的可能是土库曼人,四海有帖子提到过我国的一些待识别民族,里面提到有两千多土库曼人被归入维吾尔族,但在身份证上标明“维吾尔族(土库曼人)”。但土库曼人应该是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
不是,是在喀什一帶的,繼續搜尋中。
没听说过?
你見過土庫曼人沒有呢?大多仍然是白種人模樣,綠眼睛的,只是文化語言上成為黃種的突厥人而已,血統仍然是以白種人為主。是最後被突厥化的伊朗語系民族,花刺子模的後代。
突厥人是 Turk(s) 或 Turki,Turkey 是火雞耶。
http://www.lmp.ucla.edu/profiles/proft05.htm
HISTORY Turkic-speaking groups had entered the southwestern region of Central Asia by the fifth and sixth centuries, gradually changing it from an Iranian-speaking to a Turkic-speaking area. The decisive influx came when Oghuz tribes (originally from Mongolia) migrated into the area between the Urals and the Aral sea in the tenth century. During this same period the term Turkmen was first used to refer to these people. By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y the Oghuz tribes in Turkmenistan had coalesced to the point that they could be regarded as a single people. Although they shared common traditions and the same language, they had strong divisions among them. Subnational and clan consciousness still predominates in Turkmenistan where Turkmen still divide themselves by origin. The Turkmenistan Republic was founded on October 27, 1924.
突厥人是 Turk(s) 或 Turki,Turkey 是火雞耶。
http://cdict.giga.net.tw/query/turki/
資料來源(1): pydict data [pydict] Turki Turkic諸語的,使用此種語言的民族 資料來源(2): WordNet (r) 2.0 [wn] Turki n 1: any member of the peoples speaking a Turkic language 2: a subfamily of Altaic languages [syn: {Turkic}, {Turko-Tatar}, {Turkic language}]
http://www.ccmusa.org/proclaim/021112/7.html
獻身回疆的馬之華宣教士∕宣教士見證 黃錫培
1933年5月24日馬之華宣教士在中國新疆省染上傷寒(腸熱病)病逝,享年四十歲。 最傷心的要算六十多歲的胡進潔牧師。六月初,他寫報告回總部說:「想到這麼大的損失,真有說不出的惆悵!我們的弟兄(馬之華宣教士)不僅精通各族語言,又為新疆各族所敬愛。」 馬之華生於1882年12月9日。1903年歸主,1908年加入內地會,到格拉斯哥(Glasgow)之聖經學院接受神學教育兩年。1910年9月離開英國,抵達上海即赴安徽安慶受訓。1911年5月被派往同省之宣城工作。 1913年因讀了胡進潔牧師(Rev. George W. Hunter,註一 )的日記,有感於他十年來孤軍作戰(註二),自動請纓隨胡牧師到新疆。二人從1914年開始並肩馳騁於西北邊疆,情同父子。 馬教士在迪化工作一年後,寫信到上海總部說:「這城有很多回回人和回民(註三),尤其城南近郊,有數千人,十分之八是回教徒。回回人或回民的宗教首領都對福音非常抗拒,鄙視我們;但一般回民則比較容易接觸。有時他們成群坐在街上聊天,看見我們走過,會喊道:『來來來!請坐下給我們傳福音。』有一次,一位回回人老闆站在店鋪前,叫我進去。當時正下著雨,於是我走進去。誰知寒暄了兩三句,他便拿出一張回回文的福音單張,鄙夷地交給旁邊的毛拉(Mullah教師之意)。毛拉走到街上,在眾目睽睽下把它燒掉,引起大群人前來看熱鬧,我立刻抓緊這機會傳福音…老闆很不耐煩,推我離開…雨仍下著,大伙兒不僅愛聽福音,還想繼續避雨;於是,我一口氣講完,邀請各人來我們的福音堂談道…。」 從信中可見,他在短短一年已曉得隨時隨地把握機會向回民傳福音,他那股努力耕耘的熱情,實在不可思議! 當時新疆全省約二百萬人,回教徒佔96-97%。新任都督楊增新本是清末遺臣,厲行各種愚民政策(註四),從迪化廿四個寺坊徵集了上千的回教徒,組成五個營的「新疆回隊」,其後擴充至十五個營。1916年5月有位中國軍人受洗,這位王弟兄立刻為主作見証,帶領同袍來聽道,成了馬教士的好幫手;可是立即遭受逼害,因他是「新疆回隊」中唯一的基督徒!縱然他很想脫離行伍,上司卻一直不肯放他走(註五)。還有位青年回民軍官常來聚會,上司知道後,以降級威脅他,就不敢再來。 馬教士又於1917年9月來信,提及許多令他看不過眼的愚民政策:首先他發現「省內報紙禁止入口,封閉消息,全不知道北京最近發生了什麼事!」楊增新把學校看作「致亂根源」,把俄文法政學堂(當時的最高學府)、省立中學和師範學校全部停辦;全部中外報紙、讀物嚴禁入境(註六)。馬教士又看到「新省長支持崇拜偶像,抬著偶像在城內遊行」!為「恩威並施」對付回教徒,對回教的毛拉和阿洪(意即教士priest之謂)特別禮遇,讓他們協助官府處理民刑案件;提高其地位,又成了福音工作一大阻礙。最後馬教士憤慨地說:「到處流行吸食鴉片!我多次到電報局…看見職員公然吸毒…這種荒唐舉動把所有人心麻木了!」 然而,神引導他們走上另一條路,就像最早來華的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一面傳福音,一面做翻譯工作。馬教士全不懂新疆省眾多語言,但他勤奮學習,終於完成三本巨著,即《英蒙字典》(“Mongolian-English Dictionary”)(註七)、《蒙古文教科書》(“Mongolian Text Book”)、《滿州話字典與文法》(“Manchurian Grammar and Dictionary”)。 新疆省分北疆和南疆兩區。南疆是維吾爾人(Uygur)(註八)聚居地,主要務農,畜牧只佔少數。北疆為哈薩克人(Kazak)和蒙古人(Mongol)所居,以畜牧為主,對外與蘇聯有大宗貿易;因此人口較多,教育比南疆發達,馬教士與胡牧師的腳蹤也較多。當時交通極不便,從迪化到西邊的喀什,要五十四天;到北面的伊犁要十八天,二人常結伴或各自到不同地方宣教、探訪、賣書和派發福音單張,遠達蘇聯邊界各市鎮,及聚居山野的哈薩克人和蒙古人中間。 1929年5月7日,馬教士帶了蒙古籍僕人騎著兩匹馬,拖著一匹騾,到迪化東部一小鎮探訪兩位基督徒。第一天有胡牧師相送,走了15哩。第二天他獨自走30哩到達阜康,在那裡宣教、賣書。後來一位年輕回回人受人慫恿,把買了的書拿回旅店,一位漢人也這樣。馬教士趁機解釋和傳道,但最終還是退還書款。5月9日清晨再起行,經30哩抵三台。下午用了三小時宣教、賣書。一個回回人買了一本回回文的《天路歷程》,一位毛拉見了,問馬教士那是什麼書?且滔滔不絕地發問。馬教士就勸他不如自己先讀一下。他對著一大群好奇者,大聲地一頁頁讀出來。當大家在留心聽時,一位回回人拿著一本《馬可福音》看,乘機順手牽羊溜了! 5月11日清早離開,再走23哩到達吉木薩爾。這裡的人也友善,歡喜買書,於是馬教士向漢人(Chinese)、東干(Tongan)、回回人(Turki)、哈薩克人(Kazak)和蒙古人(Mongol)宣教並售書。13日晚上到達兩位溫弟兄(Brothers Wen)的家,一起高高興興地敬拜主!次日鎮長召見,認出馬教士是在迪化時相識的,馬教士贈他一本《新約全書》。隨後晉見蒙古駐軍的司令官,亦是在迪化認識多年,贈了一些西藥給他的女兒和官兵,然後到鎮上(註九)宣教,賣書。 1929年6月27日,胡牧師與他一同帶著Nimgir和另一回回籍僕人,馱載大量物資從迪化出發,沿天山走,向山區的蒙古人和哈薩克人傳福音,直至千哩以外的伊寧。走了一大段路,來到白雪皚皚的山間,沿著現今的瑪納斯河(Manasi,記錄是River Mujuk)最高點前行。Nimgir因發高燒不能再走,只好停下。又發現糧食短缺,那裡遠離鄉鎮,四野無人。可是Nimgir似患傷寒,十分危險。除用不同藥物,就只有更多禱告。翌日清晨,兩個風塵僕僕的哈薩克人走上山坡。原來他們是嚮導,引領一個英國人到天山旅行,遇上盜賊,要折回東面七十哩向蒙古王子報案。而Nimgir的大哥正是這位蒙古王子帳幕裡的喇嘛,不禁大喜!遂請他們帶一封信給喇嘛,告訴他Nimgir的病情。 馬教士的日記這樣說:「7月18日:…清晨全體到各處拾柴生火。早餐時,回回籍僕人憂心忡忡地說:『我們只剩下兩碗米和一碗扁豆。』於是我唸《詩篇》的金句給他聽,將「耶和華」特別加重語氣。他聽後豁然開朗。早上撿柴時,心裡浮現一句經文:『神在曠野豈能擺設筵席嗎?』我…沒一點疑惑,只有一顆信心,好像向神提出挑戰。…到了十時,驚詫地看見一位英國軍官帶著兩個印度籍隨從走過來,原來是以前在迪化認識的史上校(Col. Schonberg)… 他是父神差來的大飛鳥!…隨後有大隊回回人和印度人僕役抵達,搭起四個大營帳,變成一個熱鬧的小村落!史上校走過來說:「半小時後請來我這邊喝杯茶吧!」看見擺在面前的茶、麵包、牛油、芝士、糖漿和『桌子』(註十),那經文重現心頭,感受真無法形容!… 他慷慨解囊,過於我們所想所求:贈與我們米、麵粉、牛油、芝士、可可粉…史上校還請我們吃了一頓豐富晚餐!…我們沒吃肉和蔬菜已兩星期了!餐後拿出度高儀量一下,我們是在海拔9500呎山上!」 「8月17日我們終於安抵伊寧。全賴胡牧師日以繼夜的辛勤看護治療,Nimgir終於康復。途中的阻滯,使我們有更多機會接觸蒙古人和哈薩克人,向他們傳講主耶穌的救恩。對那些從未聽過福音的人,也許再沒下次機會了。神也加強我們的信心…『神是能在曠野擺設筵席的!』…」 1930年7月,馬教士一人住在新疆西北邊界之塔城,一方面做醫療工作、傳道、售賣不同文字的聖經單行本給當地的漢人、俄人(Russians)、塔塔爾人(Tartars)、錫伯人(Sachs)、哈薩克人、回民、滿州人(Manchus)和蒙古人(Mongol-Kalmuk)等,(註十一)更深體會到各民族對福音的反應。另方面專心做翻譯工作,直至1931年11月才離塔城回迪化。他們還在其他地方把聖經單行本和福音單張給阿拉伯人(Arabic)、西藏人(Tibetan)、及Noghai(中文名作者不詳)。這些單行本和單張都是由英國國外聖經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免費提供的。 馬教士開始宣教時,毫不畏懼地進入各民族中間,隨傳隨學,掌握他們的語言。有一次,他找不到蒙古語教師,聽說有個囚犯通達中、蒙兩語,便每天到監獄跟那囚犯學習,就這樣學懂蒙古語!從他1931年11月在塔城發出的信,可見其對翻譯工作的負擔:「這真是件艱巨任務,然而卻得到以下收穫:一本滿州話文法、一本滿州話字典、一本滿州話和蒙古話成語小手冊、一本塔塔爾話字典和一本西蒙古話字典(Kalmuks Dictionary)。…我是過來人,若沒有字典和文法的輔助,要學一種外語何等困難!盼望將來那些蒙召差來的,不再走我的舊路!」 當時新疆正值「馬仲英之亂」的回民叛亂(1928﹣1934年,註十二),烽煙四起。1933年1月省城被圍,城內傷兵遍地。馬之華與六位青年宣教士(當中一位是斐路加醫生)從三月開始,日以繼夜地救治傷者。五月,馬之華與斐路加醫生雙雙染上傷寒,先後病逝。 在馬教士安葬禮的動人歌聲中,一位回回籍回教人感嘆說:「馬教士相等於十個人的價值!無論在那裡,或城中,或鄉間,或山地,沒有人不認識他、不尊敬他!」年輕的巴教士也感慨萬千地說:「…馬教士給我的印象非常深。無論在任何景況,他都會伸手幫助別人…他對蒙古人宣教有很重負擔…如今,誰可以去呢?」 胡進潔牧師說:「他決非徒然離去!他是那粒落在地裡死了的麥子,會結出許多子粒來!不僅在我有生之年看到,其他人也可証實!別人有困難找我解決時,我總回答說:『去請教馬教士吧!』…馬教士一生實秉承『乃役於人』這句話。…兩位省長、郵政局長、各級官長、並漢人與俄人基督徒,都對我們真摯友善。政府還在無線電台附近,贈我們一塊官地,安葬這兩位『捨己為人』的弟兄。」 參考資料: 中國內地會月刊《中國億兆》美洲版(“China's Millions", North American edition, by China Inland Mission)1932年第23頁及1933年第101-102,127和137頁。英倫版(London edition)1910年第138和148頁。1911年第8和121頁。1915年第176頁。1918年第33頁;1926年第181-183頁;1929年第136-1388頁;1930年第53-54頁;1931年第24頁;1932年第24-25頁;1933年第136和144-145頁。 (註一)1987年道聲出版社出版,湯清著之《中國基督教百年史》第485-486頁,記載「1905年胡進潔從甘肅省城蘭州往新疆省會烏魯木齊(迪化),從翌年起在此住下,成立宣教中心,向維吾爾族與漢族傳福音。胡氏事奉共四十年之久,與人民打成一片,不斷遊行佈道,售經。」據《中國億兆》英倫版1900年第74頁,胡牧師是1889年在甘肅蘭州開始宣教,至1933年已在新疆、甘肅一帶傳道44年。 (註二)胡牧師的日記,題目為「到一個新省旅行」。中國內地會月刊《中國億兆》英倫版1913年第42-45頁。 (註三)照馬教士所云,回教人有兩種:一是Turki Mohammedans譯作「回回人」,他們的祖先是來自阿拉伯、波斯、中亞突厥語族等地的回教徒;另一是Chinese Mohammedans(英文或作Tongans )翻譯為「回民」,是信奉回教的中國人。參考「註一」之《中國回族史》。 (註四)1999年12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陳慧生、陳超合著之《民國新疆史》第48-94頁。 (註五)回國休假時,訪問者問馬教士宣教果效,他回答在迪化不甚好,因流動性很大,沒有人定居似的,只有一位中國人始終跟著他十多年,也許就是這位王弟兄。 (註六)同「註四」之參考書172-185頁。 (註七)馬教士回國休假時與訪問者講及這字典是來自俄蒙字典(Russian-Mongol Dictionary),由一位俄人把俄文翻成英文,馬教士一面協助他,一面做修正、編印工作。 (註八)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1992年出版,熊黃惠玲編著之《誰來關心我──中國少數民族概覽》第95-139頁。維吾爾有回紇、回鶻之稱,1934年新疆省政府公佈「維吾爾」為民族名稱。另哈薩克人為北疆之大族,來自中亞突厥語族。 (註九)鎮名(Muh-lui-ho)在地圖找不到。照他說是在吉木薩爾與奇台之間,但要上山下山才到。推測是南行上天山之谷地。參看兩本新、舊新疆省地圖,在吉木薩爾之南有一地名泉子街,可能是此鎮。 (註十)經文出自《詩篇》78:19,馬教士寫的是“Can God prepare a table in the wilderness? ”中文翻譯「筵席」而不是「桌子」,也許感覺不到為什麼他特別提起「桌子」來! (註+一)記載在《中國億兆》英倫版1932年第24頁:馬教士解釋Kalmuk屬西部的蒙古人(Western Mongols),新疆省的蒙古人多屬這分支,他的僕人Nimgir就屬這族。 (註十二)1996年12月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邱樹森主編之《中國回族史》,第792-801頁。 |
馬教士在迪化工作一年後,寫信到上海總部說:「這城有很多回回人和回民(註三),尤其城南近郊,有數千人,十分之八是回教徒。回回人或回民的宗教首領都對福音非常抗拒,鄙視我們;但一般回民則比較容易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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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三)照馬教士所云,回教人有兩種:一是Turki Mohammedans譯作「回回人」,他們的祖先是來自阿拉伯、波斯、中亞突厥語族等地的回教徒;另一是Chinese Mohammedans(英文或作Tongans )翻譯為「回民」,是信奉回教的中國人。參考「註一」之《中國回族史》。
用《金山词霸》(2002版)可以查到:
Turki n.adj.突厥语族的, 操突厥语的人的, 突厥人的 n.突厥语族, 操突厥语的人, 罕厥人
最后一个“罕厥人”应该是“突厥人”,《金山词霸》写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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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可以扔了,梁實秋的遠東英漢也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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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年,我为了过六级,背了很多垃圾单词。
有一次在英语角遇到一个老外,用一些那种单词,那些老外很肯定的告诉我:英语里边没有这些单词,让我非常郁闷。
想当年,我为了过六级,背了很多垃圾单词。
有一次在英语角遇到一个老外,用一些那种单词,那些老外很肯定的告诉我:英语里边没有这些单词,让我非常郁闷。
没有语言环境。学起来很痛苦。真羡慕马来西亚、新加坡的人啊。
没有语言环境。学起来很痛苦。真羡慕马来西亚、新加坡的人啊。
馬來西亞及新加坡人的英語理解能力是沒有問題的,不過若果是西方人及香港人聽到的話,會覺得很搞笑,雖然香港人的英語也很爛。
馬來西亞及新加坡人的英語理解能力是沒有問題的,不過若果是西方人及香港人聽到的話,會覺得很搞笑,雖然香港人的英語也很爛。
我有个同学,是福建人,他有个亲戚是香港人,也是在上高中,暑假时来他家里玩,后来同学告诉我们,香港人的英语也不好,好多很简单的都不懂,他亲戚说他们香港人爱学日语。
馬來西亞及新加坡人的英語理解能力是沒有問題的,不過若果是西方人及香港人聽到的話,會覺得很搞笑,雖然香港人的英語也很爛。
大陆英语是既不标准又不地道。
我有个同学,是福建人,他有个亲戚是香港人,也是在上高中,暑假时来他家里玩,后来同学告诉我们,香港人的英语也不好,好多很简单的都不懂,他亲戚说他们香港人爱学日语。
香港人主要都是中國人,而香港不是獨立的國家,當然不會像新加坡人那樣以英語去取代華語的。
不過香港因為地域文化的關係,粵語才是通用語言,普通話在香港是沒有市場的,大陸新移民要融入社群,就要學粵語。
馬來西亞人之中,福建人不少,他們說的英語真的頂不順,老外聽到縐眉,不過他們仍然自鳴得意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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