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先秦至秦汉时期岭南的民族及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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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杨东晨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10-16 0:17:29发布) 阅读1444次 |
| 内容提要 本文探讨了今广东、广西在先秦至秦汉时期的民族形成过程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分析了这一时期岭南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因。 关键词 岭南，民族，经济 岭南，指骑田岭（今湖南东南宜章、郴县间，为湘江支流耒水和北江西源武水的分水岭）、大庚岭（在今江西大余、广东南雄交界处，又称东峤、梅岭，古为通向岭南、岭北的咽喉）、都庞岭（在今湖南和广西交界处，又称揭阳岭、永明岭）、萌渚岭（在今湖南江华西南与广西边境，为湘江支流潇水和西江支流贺江的分水岭，又称亡渚岭、临贺岭及白茫岭）及越诚岭（在今广西东北和湖南边界，与都庞岭间有湘桂谷地，又称始安岭、临源岭、全义岭及越岭）以南的地区。岭南又称岭外、岭表及岭峤，其地域相当今广东、海南及广西大部和越南北部地区。拙文只重点探讨今广东、广西在两汉时期及以前的民族和经济状况。 一、先秦时期岭南的民族和经济 岭南的今广东、广西地区，是有着古老而悠久历史文化的。旧石器时代，广东有曲江县的"马坎人"化石发现，广西有"柳江人"化石的出士。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有高要县广利镇舰壳洲贝丘遗址、珠海市淇澳岛后沙湾下层、深圳市大黄沙第二文化层及稍晚于此的台山县广海蒲草山塘沙岩遗址、深圳市咸头岭、葵涌大黄沙遗址第一文化层、南海县大同灶岗、佛山河宕等贝丘遗址、揭阳县地都蜈蚣山、埔田宝山岽遗址、普宁广太虎头埔及迟尾后山遗址、曲江石峡遗址及潮阳县左宣恭山遗址等。遗址中发现有房基、陶器、骨器、石器及装饰品等。广西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主要有柳州市的蓝家村、鹿谷岭、响木、鲤鱼嘴，扶缓县的中东，左崇县的吞云岭，隆安县的大龙潭遗址等。遗址出土器物与广东基本相同。这些都说明夏代以前，广东、广西都是古人类和先民劳动、生息、繁衍的地方，有着与黄河、长江流域同样进步的文化。 夏代前的岭南，过去多笼统地称为南蛮（古越）地区。实际上，这一地区生活着多种不同成分的民族。何光岳先生说，"越人的族团，是由西羌的炎帝、黄帝族系与东夷的太昊、少吴族系中分支出来的一个人数众多的氏族团体，他们吸收和继承了炎黄的龙蛇图腾与两昊的风鸟图腾，形成了兼有蛇、鸟图腾崇拜的习俗"，"活动于黄河中游一带"。"越人之所以被称为越，是因为他们习惯于使用一种用以砍伐林木，过着刀耕火种的烧畲迁徙生活的石斧，叫钺，甲骨文钺，正像石斧缚在大柄上的象形文字一样"。且越人有"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迁人东南沿海及江南的。"这种将原始时代黄河流域使用石钺（斧）的人，同长江、珠江流域使用石钺（斧）的人联系起来的观点是有见解的。不过，炎帝、黄帝氏族出自有熊与有峤族，非来自西羌。从考古资料和民族学的观点看，岭南、岭北的越人，应为旧石器时代当地人类的后裔，即土著氏族，黄河流域南迁的越人与其融合，以其较进步的原始农业生产技术成为首领而统称为越人。尧舜时，今湖南洞庭湖与江西郡阳湖一带就有三苗，亦称苗蛮。尧舜征苗蛮，将叛乱的部分迁往三危（今甘肃敦煌），部分留居，部分则迁人岭南地区。蛮人分布于江南地区，系当地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后裔，后来加入了黄河流域迁来的氏族。"蛮人是中国古代活动于黄河流域的一个古老部落群体，后来被羌戎、东夷联盟集团所击败而逐渐南迁于长江中下游，还远迁至珠江流域和印度支那半岛，因此被称为南蛮。"舜曾将欢兜放于崇山，以变南蛮。炎帝神农氏的裔支烈山氏柱南徙入厉乡（今湖北随州）。其裔支在黄帝时期，又徙入今湖南，部分又远徙岭南，炎帝后裔封氏族，在尧舜时有一支南徙今广东封川、信都及广西合浦、南宁一带。舜帝及大禹时，尧子丹朱与黄帝后欢兜之裔族，又被迫南徙今广西南部和越南北部。黄帝臣缙云氏之子饕餮的后裔在舜、禹时，部分徙入今云南、贵州及广西一带。以葫芦为图腾的盘古氏族，遍布于长江南北，源于四川岷山一带，与炎黄族关系密切，南徙后，与土著族结合，成为瑶族的祖先。陈志良《漫俗杂记》（《说义月刊》第2期）云：广西少数民族中，流传着："汉、苗、瑶、僮、侗、彝等同源的故事。相传首出御世的君王是瑶族的盘古，而汉族则从黄帝以后才兴旺起来。所以瑶人有句俗语，叫做'先有瑶，后有朝'。而瑶人又说：'汉、瑶本是亲兄弟'．大家是相爱的。"舜帝崩，葬苍梧，其兄族象迁此。《越绝书。越绝外传》云："当禹之时，舜死苍梧，象为民田。"《偶会》云："象耕零陵"，即今湖南永州。象的裔支后又迁入广东、广西象江及象山一带，另一支又迁入贵州及越南广南省等地。由此而知，岭内地区在原始时代，土著族已与北方徙来的越人、炎黄裔支、太昊及少昊裔支、戎羌裔支、盘古氏裔支等错居、融合，形成了古越、蛮、苗、瑶、黎等族。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文物与黄河流域同期文物有相同因素，与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有一定关系。夏商周时期，中原及江淮至江南地区的华夏或少数民族诸侯国、部族受到压迫与征伐，纷纷南徙，迁人岭南地区。华胥氏裔支受商的压迫、征伐，南徙入浙江、福建及广东遂溪、南海、潮洲一带。炎帝裔支灵族，商周时部分徙入今广东南海灵洲山、广西灵川县及贵州灵博山一带。炎帝裔支林方人，在周代南徙入今广东曲江县林源山、化县、和平县、电白县，广西的三江县、灵山县、桂平县及越南中部。夏、商多次征讨越人，尤其是商王武丁时期，越人受侵害更为严重，不得不向南方逃难，与古越或土著居民杂处，逐渐形成互不统属的"百越"。他们分布于汉水下游至湘江流域，以及岭南、滇黔与越南北部。黄帝后裔奚仲之裔族儋耳人，在商初迁往岭南，后部分又迁入今海南省，商末周初，黄帝裔支伶人南迁入广东乐昌冷君山。商代，黄帝裔支迁入番禺（今广州），周后期与扬越、南越融合，称番越。广州的番山、禺山以番禺人而得名。炎帝后裔共工氏之后在商周时迁入今广西大瑶山一带，逐渐形成花蓝瑶。李干芬认为："瑶族的称谓是人的姓名演化而来的"，认为古由余国即瑶的祖先。何光岳先生考证："帝舜，姚姓，姚与摇同音"，"摇民系东夷族帝舜之裔，他们与华夏族融合"，"居于黄河流域"。瑶人和苗人"在周代一同南迁，他们与有苗氏蚩尤之裔结合"，南迁入今广东乐昌、广西桂县与全县一带，以至越南。夏商时期，盘古氏的后裔受到征伐，又多南徙，广东、广西的瑶田、瑶山、瑶岭、瑶峒等地名，当系盘古后裔与瑶人结合后居住的地区。夏、商、周时期，岭南的今两广地区，虽然还没有诸侯国，越、蛮、苗、瑶、黎等族还多处于部落时期，但由于有不少华夏、东夷、戎羌、夏人、商人的徙入，故在经济，文化上明显地受到了中原的影响。如广东东部发现的40多处"浮滨类型"青铜文化遗址及遗存文物，"与以曲折纹陶为特征的文化遗存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时代早于夔纹陶类型文化。由此推断，浮滨类型文化的年代，其上限约相当于商代中晚期，下限可能在西周中期"。"广东这时期出土的编钟，多以6件或7件配套，只见甬钟而不见纽钟，花纹很有地方特色，看来是受中原文化影响而在本地铸造的。"广西殷商时期的青铜器只有零星发现，墓葬也较少，反映了广西当时华夏族成份较少，因而商周文化对该地区的影响不如广东。但从广西武鸣县马头乡元龙坡出土的西周铜盘、勉岭出土的商晚期铜卣及铜戈，以及马头乡勉岭先秦墓葬群出土的"与西安西周墓出土的相似"铜盘、铜卣看，商周的青铜文化也影响到了当时的广西地区。 春秋战国时期，江南的楚、吴、越国日益强大，互相攻战，又北进中原，加强了黄河流域与长江、珠江流域经济、文化的交流。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了较大发展，民族迁徙与融合，也日益频繁。春秋时，炎帝裔支"麦"人由今湖北当阳东南的麦城南徙入广东东南部。炎帝裔支辰人，春秋战国时代，部分南迁入今广西桂林的辰山一带。炎帝后裔许国，战国时期被魏灭后，大批人南迁，远至今广东潮州．炎帝后裔厘人之后，春秋战国时代有部分徙人广西，后融人僮族。黄帝后裔欢兜之后，战国时代，部分曾徙人广西灌阳一带，至今苗人部分仍称仡兜，即欢兜后裔。战国时期，今湖北一带湛人，部分徙人广西，与当地居民相融合。关于春秋战国时的百越《吕氏春秋·恃君》记载："杨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即毕人，在今湖北清江与湖南澧水一好）、诸夫（即夫夷、扶夷，在今湖南资水上游的夫夷水流域）、风余靡之地（即糜人，在今湖南南部，后迁入贵州，成为僚人的一部分）、缚缕（即符娄，在今湖南中部，后迁贵州，成为僚人）、阳禺（即番禺，在今广州）、欢兜（在今湖南大庸市，后迁人广灌水）之国，多无君。"春秋战国之际，今湖北江汉之间扬水一带的扬越人受楚压迫，迁往江南，部分则徙入岭南。战国中期，楚灭越，岭南广东的扬越成为楚民。春秋初，黄帝后裔骆人迁入今湖南。战国时，骆人受楚侵迫，部分又南徙入广西。《路史. 国名纪丙》云："骆越，今溃治郁平（今广西贵县），盖古瓯、骆。号骆，姚姓。"骆与越人结合，称骆越，候占据欢兜裔族地，改＃水为骆越水（今广西左江）。战国时期，进入今广东的扬越与古越人错居、结合，以其较先进的经济、文化而成为首领，占据广东大部分地区，番禺人成为其一部分。楚灭越，在番禺（今广州）设立楚庭，派姜齐后裔高固专统治，以安抚人心。东夷少昊后裔止人（原居今河南睢县东南的首止）、交人（原居河北、山西），商周时迁人江汉地区，春秋时受楚压迫，又迁入江南，互相结合，成为交址人。战国时期，楚扩展领土，交址人又越过五岭，进入今广西那坡县的交河及宁明县交址河一带。春秋战国之际，商周时进入广东的儋耳人（受骆越影响已成其一部分），又南徙入今海南省。据江应梁考证："儋耳蛮是海南岛越人的一种民族习俗，《后汉书·南蛮列传》说：'珠崖、儋耳二郡，在海州上，东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帅贵长耳，皆穿而缒之，垂肩三寸。'儋耳是由民族习俗而成为族名，再演变而成为地名。"从以上叙述可知，春秋以前，越族是我国南方的大族，其习俗与南方气候温和，水乡生活相适应，其中最突出的是断发文身，以船为车，以揖为马，锐兵任死，英勇、强壮。越国亡后，杨越、百越之称渐多。杨越分布区域，北至淮河，东南至海，西与荆州以都阳湖为界，包括今江苏、安徽南部、江西东部和浙江、福建及广东等省。百越是各越族的总称。《通典》云："自岭而南当唐虞三代为蛮夷之国，是百越之地，亦谓之南越"。"或日自交趾至于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越、南越、杨越、百越有时又互为通用，代表整个越族。广西地区在春秋、战国时主要是越、苗、瑶、蛮等族。春秋时期的墓葬，在广东封开、和平、乐昌、始兴、罗定、揭阳等地均有发现。出土器物有夔纹及云雷纹陶瓮、陶提筒、瓿、盒、罐、盂等，青铜器有鼎、戈、钺、刮刀、剑等，战国墓在乐昌对面山、罗定县罗平背夫山、揭阳县中厦村、封开县南丰利羊墩均有发现，出土有陶瓮、瓿、豆、碗、盒、＊等，青铜器有矛、镞、钺、叉、锯、镰、剑、铃等。器物既有越、中原器物风格，又有地方特色，可证中原文化通过楚、越传播到了岭南。春秋墓葬，在广西武鸣县马头乡元龙坡也有发现，出土有陶、石器、铜器。战国墓葬在广西平乐银山岭及田东锅盖岭、宾阳县韦坡、贺县陆合、象州下那槽、田东县虎头山与武鸣安等地均有发现。出土青铜器有钟、鼎、剑、矛、斧、刮刀、叉形器、钳、镞、镯铃、带钩、靴、铜人首柱形器等。从器物特征看，广西"桂东地区属西瓯"，"桂西地区属骆越。西瓯接近楚，受楚文化影响较深，有楚文化色彩；骆越接近滇，受滇文化影响较深，有滇文化色彩。"战国时期，岭南令广东地区的扬越（南越）、广西地区的西瓯、骆越，已进入奴隶制社会，其它少数民族有的进入部落方国，有的还停留在原始部落阶段，所谓渠帅，乃是氏族的首领。 二、秦汉时期岭南的民族 公元前223年秦始皇灭楚后，遂着手平定南越。公元前222年，继续率军南进的大将王翦在今浙江绍兴于越故地设会稽郡，在福州闽越和温州东瓯故地设闽中郡。令稽郡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市，辖境相当于江苏长江以南，浙江省仙霞岭，牛头山、天台山以北和安徽水阳江流域以东及新安江、率水流域地区；闽中郡治所在今福建福州市，辖境相当于今福建及浙江省宁海、天台以南灵江、瓯江、飞云江流域。岭南的南越、西顾及骆越等还未归秦。公元前221年，泰王政称帝，即派尉屠睢率军征岭南。《淮南子·人间训》云：秦始皇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驰努。使监禄无以转响，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来，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戎以备之。"屠睢的一、二路军，目标是西瓯。一路军经越城岭，沿湘桂走廊人西瓯；二路军经九嶷山（今湖南宁远县）向西南，翻越都庞岭入广 西，沿贺江向南攻西瓯，瓯人的一部分在周初由湘南徙入广西"桂东北的柳江以东一带，和一部分山豫西邓林南迁而来的邓人结合而成为瓯邓，又发展为西瓯部落联盟。"屠睢率军在今广西兴安县一带与西瓯发生激战，杀瓯王铎吁宋。瓯人逃入森林，以游击战术大败秦军，杀屠睢，秦军失败。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l5年），在史禄凿通灵渠（湘江通广西漓水之渠，联系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长33公里）后，复派大军进攻西瓯，灭西瓯王国后设桂林郡（治所在今广西桂平西南，辖境相当于今广西都阳山、大明山以东，九万大山、越城岭以南地区及广东肇庆市至茂名市一带）．第三路大军由任嚣统帅，真定（今河北正定）人赵佗为副帅。他们从今长沙出发，经郴州，越过骑田岭，沿武水、北江而下，与南越君激战后占领番禺（今广州）。第四路军守于南野（今江西南康县大庚岭），以援助第三路军。第五路军集结在余干（今江西北部余干山），以备临时调遣。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又"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治所在今越南广南潍川南茶芥，辖境相当于今广西西部，越南北部及中部）、南海（治所在今广州，辖境相当于今广东翁江、大罗山以南，珠江三角洲及绶江流域以东），以适戌道。"《史记·淮南列传》云：秦在以"五十万人守五岭"地之后，秦末，南海尉任嚣、龙川（今广东龙川县）县令赵佗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可其万五千人。"《全唐文》卷八百一十六《越井记》云："秦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而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巳几三十五代矣。"余天炽等《古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认为：秦代的这些移民（50万士兵和15000女子及其后裔），不仅成为使岭南越族跨越奴隶制社会进入封建制社会的发展力量，而且增加了岭南地区的劳动力，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他们和越族人民一起，成了开发岭南地区的主力。南海、桂林、象郡守及县吏等推行秦制，保卫岭南，发展经济和文化，和当地人民一起，推动了岭南社会的发展。 秦末农民起义后，岭南震动也较大。秦灭亡在旦夕，"中国扰乱，未知所安"，加之"南海僻远"，"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任嚣等决定"兴兵绝新道（今湖南郴洲通连洲道及零陵经道县通贺县之道）自备。"任嚣派兵在新道通往五岭南麓的横浦关（今广东南雄县北）、阳山关（今阳山县）、湟溪关（今英德县）加强防守。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任嚣病危，急召龙川令赵佗说："闻陈胜等作乱，豪杰叛秦相立，南海辟远，恐盗兵侵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疾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北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可为国。郡中长吏亡足与谋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嚣卒，赵伦宣谕横浦、阳山、湟溪三关设重兵防守，又杀秦长吏，以亲信代之，控制了南越局势。接着他在北边的今广东乐昌筑赵佗城，在仁化北筑秦城，在英德与清远之间筑万人城，在今广州西石门天险处设重兵防守，形成北江流域三道防线。他又增修南武城，在越秀山筑越王台，加强防守。公元前207年，赵佗又派军统一了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定都于今广州。之后，武王攻灭战国时蜀王子泮建立的安阳王国，命＃将治民，二位使者分治交趾（今越南河内西北）、九真（今越南清化、河静两省及义安省东部地区）郡。武王又封宗族赵光为苍梧王（今广西梧州市），控制西江中游，防西瓯、骆越叛乱。他在南海郡内又增设浈阳（今英德县东）、含匡（英德西）二县，控制北江水道。南越国最盛时，疆域"北以五岭山脉与长沙吴芮王地相连；西至广西环江、河池、东兰、巴马、德保、百色一带，与句町国、夜郎国为界；南达越南北部、中部的大岭，与马来亚人原始部落相邻。几乎奠定了汉代南江疆的规模。"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五月，派陆贾人南越，说服武王归汉，成为汉的蒲国。汉惠帝、高后时，对南越政策失当，武王赵佗自称武帝以对抗，并收买、诱使闽越、西瓯、骆越归属于南越。文、景二帝对南越采取友好的安抚政策，武帝去帝号而称臣。汉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武王佗卒，孙赵昧继位。称南越文王。闽越乘机攻南越，武帝派大行王恢等援救南越，兵未至闽王郢被弟余善所杀。汉使庄助人南越宣谕汉威，文王派太子婴齐入长安为质子。文王卒，赵婴齐继位（母后为汉人），汉使入南越，劝明王与太后，去王号称臣，遭到丞相吕嘉等大臣反对，并杀明王、太后及汉将田千秋，立昧与越妃子赵建德为王。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任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率军从桂阳（今湖南郴州）出发，沿匡水（今湟水）南进；任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从豫章（今江西南昌）出发，下横浦（今广东南雄北）；故归义侯（南海人）田甲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今湖南宁远东南，或下漓人，或抵苍梧；令驰义侯因带巴蜀罪人并征调夜郎军，下羊柯江（今贵州北盘江）。分路攻南越，约定在番禺会合。汉大军疾进，招降了不少越人。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路博德大军兵临番禺，吕嘉与赵建德等逃入海，乘船西走，建德被南越将苏宏擒获，吕嘉在逃往东越的途中被部将都稽斩首。赵建德在被押赴长安后处死，南越将、吏纷纷降汉。《史记·南越列传》载：南越桂林监居翁劝瓯、骆越降汉，多达30多万口，西瓯王被部将左黄同斩首，举国而降。南武王、苍梧王皆降于汉。平南越的捷报奏于长安，武帝十分高兴，下诏封降汉的苍梧王赵光（佗孙）为随桃侯、史定（揭阳令）为安道侯，居翁（桂林郡监）为湘成侯、毕取（南越将军）为了侯、嘉（南海太守子）为涉都侯。武帝又在南越故地设南海（治所在广州）、交趾、九真、郁林（治所在今广西桂平西故城，除今桂林、梧州及玉林的部分地区外，其余广西地区均归该郡）、合浦（治所在今广东合浦县东北，辖境相当新兴、开平以南，海南省除外，以及广西的容县、横县以南地区）、日南（治所在今越南厂治省广治河与甘露河合流处，辖境相当于今越南中部北起横山南抵大岭地区）、珠崖（又写为朱崖，治所在今广东琼山东南，辖境相当于今海南省东北部）、苍梧（治所在今广西梧州市，辖境相当于今广西都庞岭、大瑶山以东，广东肇庆、罗定以西，湖南江永、江华以南，广西藤县、广东信直以北）、儋耳（泪所在今广东儋县西北，辖境相当于今海南省西北部，公元前110年设）等九郡，武帝又封苏宏为海常侯、都稽为临蔡侯、杨仆为将粱侯，增封伏波将军路博德食邑，以表彰他们征灭南越之功。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封的南海王织（越王勾践后裔），在武帝灭南越时亡国。西瓯被灭后，部分融入汉族，部分与骆越结合，成为瓯骆，后形成壮族的祖先。《后汉书。南蛮传》云："汉兴，尉伦自立为南越王，传国五世。至武帝元鼎五年，遂灭之，分置九郡，交址刺史领焉，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东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帅贵长耳，皆穿而缒之，垂肩三寸。"这说明，西汉时期，岭南的山区及海岛上的越、蛮、黎族还处于原始部落阶段。汉武帝未年，珠崖太守、会稽人孙幸调宽布献于长安，蛮人负担不起，遂攻杀孙幸。孙豹（幸子）联合率善人攻破蛮夷，自领郡守事，数年平定，孙豹派使者人长安还郡守印，并向武帝奏报实情，武帝遂封豹为珠崖郡守。后来，汉政府不断侵夺珠崖民珠宝，民苦不堪言，多次反汉，至汉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废郡而并入南海郡。日南、交趾二郡，"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难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可见，西汉时，岭南除今广东、广西郡县实行封建制外，余仍处于原始部落时代。 东汉光武帝时，任命锡光为交址郡太守、命任延为九真郡太守，教二郡民农耕，纺织制衣帽鞋袜，行嫁娶之礼，又建立学校，学习礼仪和文化。建武十二年（36年），九真郡外蛮里张游，率种人（今称俚人）内归，被封为归汉里君。十三年（37年），南越地外蛮夷向光武帝献白雉、白兔，表示友好。十六年（40年）交趾太守苏定，捕犯法诗索，其妻征侧与妹征贰（名将之女）举兵反叛，交址、九真、合浦蛮人皆响应，攻夺65城，自立为王。"交址刺史及诸太守仅得自守。光武乃召长沙、合浦、交址具车船，修道桥，通障溪，储粮谷。十八年（42年），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高，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人讨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趾，斩征侧、征贰等，余皆降散。进击九真贼都阳等，破降之，徒其渠帅三百余口于零陵。于是岭表悉平。"汉章帝元和元年（84年），日南郡外蛮夷究不事人（别号）邑豪向帝献犀牛、白雉，归汉。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夏四月，口南、象林蛮夷2000余人掠百姓，烧官寺，被击败，斩渠帅而平定，遂设象林将兵长史。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九真郡外夜郎蛮夷归汉，扩土1840里，元初三年（109年），汉招诱郁林、合浦蛮夷及汉人数千攻反叛的苍梧蛮夷，战斗激烈，邓太后派任＃奉诏赦免，蛮夷散去，局势复定。汉昭康建康元年（144年），日南郡蛮联合九真郡蛮，千余人火焚官寺，交趾刺史、九江人夏方采取招抚诱降之策，未动干戈而乎定，梁太后迁封夏方为桂阳太守。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汉居风县令贪暴无度，欺压蛮民和汉人，县人朱达与蛮民联合率众5000千人，攻杀县令，阵斩九真郡太守儿式，声势浩大。桓帝一面赐钱60万并封儿式的两个孩子为郎，安慰儿式家人，一面令九真郡都尉魏讨伐，斩反者2000余人，蛮夷渠帅屯日南据守，势力强大，与汉军对峙。延熹三年（160年），桓帝复派夏方为交址郡刺史，处理叛乱之事。夏方恩威并重，深得民心，日南蛮夷2万多人归降，局势平定。汉灵帝建宁三年（170年），郁林太守谷永又招降10万乌浒人降汉，增设七县。熹平二年（173年），日南郡外蛮夷向汉朝贡，表示内服。光和四年（181年），刺史朱＃击破交址、合浦的乌浒蛮，平定了南蛮局势、两汉时期，岭南的汉军将士、官吏及移民增加，汉人逐渐增多，南越、西欧、骆越、骆瓯大部与汉族融合，山区或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统称为蛮夷。岭南的经济、文化有了较大发展。 广东1983年6月在广州发现了南越王赵昧墓之后对象岗山墓进行了发掘，从出土的数千件葬品看，西汉初，南越的手工业生产就有了较大发展。葬品有宴乐用器、饮食器皿、衣冠服饰、车马帷帐、弓矢甲胄、牺牲、玉帛和玩赏之物，尤以玉器和青铜器为多。"文帝行玺"龙纽金印，是唯一而最大的一颗金帝印，全国罕见。两件玉雕舞人，一呈跪姿，一作扭腰，反映了越人的舞蹈艺术。一件青白玉雕杯，形如犀角，器身浮雕卷云纹，制作精美。一件承露盘，用金、银、铜造就，工艺精湛。大铁鼎的铸造工艺也很高。这些具有越地特点的铜、铁器，反映了南越的铜、铁冶炼和铸造技术已相当高。出土的"乐器、银器及玛璃、水晶、玻璃珠饰，其质料、工艺风格殊于中国，显然为海外所产，这是南越国与海外通商贸易的实证。"此外，在广东临高、肇庆、徐闻、德庆、南雄、深圳、顺德、东莞、广州汉墓等遗址，也出土了不少汉代铜器。广州西村车辆段宿舍工地发掘的南越王赵婴齐墓，也出土了精美的玉饰物，玉质晶莹，雕工精细。广西近几年发现汉墓400多座。其中属西汉前期的贵县罗泊湾2号墓及风岭31号墓、贺县金钟1号墓，出土有陶罐、五联罐、盆、纺轮、铜鼎、壶、桶、弯机、镜、薰炉、矛、斧、车器、玉印、璧、璜、镯、龙形拐杖头、饰件及漆奁等。罗泊湾2号墓系侯级官吏的妇人墓，金钟1号墓系亦如此。出土的大铜马，体形高大，栩栩如生，饰件工艺精细，全国罕见。它说明西汉前期，广西的青铜冶炼和制造业比较发达。西汉后期的墓葬，在贵县、贺县、乎乐、梧州、合浦、兴安等地均有发现，出土器物与前期相似。东汉时期的汉墓，在兴安、柳州、柳江、武宜、合浦、钟山及贵县均有发现，出土器物与西汉相似。其中浦北县出土的铜盆，腹部饰变形兽纹，靠近底部饰两道凸弦纹，底部两侧各有一小系纽。铜盆外底面中心有七芒的太阳纹，芒外有两圈凸弦纹，圈外有兽纹。这种装饰反映了汉越文化的融合。防城东汉后期墓出土的陶罐、钵、铜镜、五铢钱、玛璃珠、硫璃珠等，已与内地汉墓器物完全相同，说明越族已完全接受了汉文化。从广东、广西出土的铜梨、铧、斧、锛、镰、凿、斤、锯、铲、锥、刮刀、锉刀、锄头等看，岭南的农业生产在汉代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这些生产工具和铜器，除少部分系内地带入外，大部为南越人所制造。 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的缩影，也是一地或一国社会发展的标志。两汉时期，岭南的郡城有9个，县城103个，边塞城或军事防御城起码在30个以上，还有3个王城及许多小城。征侧在九真郡反叛，一举就攻占了65个城（镇），足见岭南城之多。这些城市的建筑如何，已难详述。从考古资料看，城、郡城的建筑是比较讲究的。广州中山四路、五路发现的南越王宫殿遗址，残缺的砖砌地面达130多平方米，与汉砖共存的有"万岁"铭文瓦当，其建筑规模相当宏大。中山四路旧仓巷至仓边巷一带，均为南越王城的范围。广东五华县华城狮山西南坡发现的南越王长乐台遗址，发掘出长20多米、宽1．5米左右的以角砾和河砾石块钠成的道路，一直延伸到两座小型建筑基址前。山顶平台上是大型回廊式建筑基址，主体建筑在高白的中央，出土有大量的板瓦、筒瓦和瓦当，板瓦、筒瓦均饰绳纹，瓦当饰卷云箭镞纹。从而可知当年长乐台的建筑是十分高大宏伟的。清人梁廷楠《南越五主传·先主传》云：南越王赵佗"以龙川为兴王地，就五华山筑台日长乐。"赵佗还在番禺城北山上筑台，称越王台，改山名为越王山或越秀山。澄海县韩江支流的东溪河西岸龟山发现的南海武侯故城遗址，范围占据南麓至山腰，分三级平白营修，以第三级平白遗址最大型建筑基址平列，出士有大量的板瓦、筒瓦，拍印绳纹细而规整，内壁有乳点，大方格。有的瓦当为大型卷云箭镞纹，双线卷云乳点纹，可证此为大型宫殿建筑，高大而雄伟。这座西汉城市使用至东汉。昌乐县武江河边的任嚣、赵佗所筑之城，东西城墙长50米，其规模也相当大。始兴县浈江与墨江交汇处之罗国村西犁头嘴发现的军事城址，东西长120米，南北宽70米，面积8000多平方米，规模也相当大，是两汉扼守两江通道的城堡。秦汉时代的岭南城制，因是秦汉官吏所筑，故多依中原之城制，没有相当发达的经济和建筑技术，岭南是难以营修这么多城市及城的。它是汉越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民共同劳动创造的结晶。 三、先秦至两汉岭南经济发展的原因 史前期，黄河流域的部族就逐渐向岭南迁徙，与古土著居民交错杂居，互相融合。夏、商、周时期，黄河流域、江汉地区的民族又向南迁移，形成百越。《尚书·费誓》、《诗经·大雅》、《逸周书·王会解》等文献中已有"南夷"、"南瓯"、"苍梧"、"南海"、"南国"等记载。春秋时期至战国，扬越与岭南的古越人结合，形成了南越；瓯人与越人结合而形成西瓯；骆人与越人结合，形成了骆越。其他还有欢兜、丹朱、蚩尤后裔族等。因此，先秦时期，岭南的经济和文化就受到了中原的影响；战国时期，楚灭越，岭南成为楚的属地，先进的楚国经济和文化又在岭南传播，也促进了该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从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表面流畅的云气纹、羽状、乳丁纹及兽面纹上，我们可以看到楚、汉文化的痕迹。"黄展岳先生也认为："战国中期以后，由于楚国势力的进逼岭南，岭南与楚的交流得以加强，岭南的青铜冶铸业接受了先进技术，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此外，先秦时期，江浙地区的经济、文化对岭南也有影响，如广东揭阳战国墓随葬的原始瓷器与上海金山戚家墩遗址及江苏浓阴高庄战国墓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同，即是其证。 两汉时期，汉政府直接统治岭南，中原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等在此得到了广泛传播。仅以"铜鼓纹饰为例，西汉早期岭南铜鼓面的主晕花纹为翔鹭，而鹭纹鼓在中原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西汉中期以后，岭南北流型铜鼓上的主要纹饰，除云雷纹外，开始出现了'五铢'钱纹，东汉以后则出现了'x'字钱纹，都是汉代中原青铜器上的流行纹怖，二者文化的交流之盛，于斯可见一斑"。且"部分兵器"及"南越王墓出士的某些铜镜，都是由中原地区直接输入的"。此外，西南地区滇国、句町及夜郎国经济、文化对岭南也有影响，尤其是滇国"滇地至迟在汉初就与岭南通过羊柯江建立了直接联系，南越国的使节曾亲自到过滇（今云南昆明附近）地的桐师（今贵州桐梓县，位于贵州北部，赤水河支流桐梓河上游，临近四川），二者交往密切，处于滇地与岭南中间的句町（邑城在今云南广南县境）人，在汉初就能够制造铸工精良、纹饰优美的铜案，精致硕大的铜鼓和重达几百公斤的铜棺，这表明句町的青铜冶铸水平很高，已经处于相当高的青铜文化阶段。句町与岭南相近，又为滇通向岭南的水路必经之地，对岭南的影响也是自然之事，这些都是汉代岭南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岭南经济的发展，主要动力还是岭南越人（东汉称蛮夷）和汉民的劳动创造。如岭南出土、发现的数量众多之青铜器，绝大部分是由他们铸造的"铜鼓、句町与越式鼎、羊角钟、提筒、靴形器钺、铜棺等，不见于岭南或越族以外的地区，断为岭南本地铸造无疑；其二，从青铜器的某些铸造技术、制造工艺上可以判断，如广西西林铜鼓墓出土的大量与中原地区形制相同的铜冼、耳杯等物，其周边均有钻眼的作法，这种作法十分特殊，为中原地区所无，证明此类青铜器为当地所铸的仿中原产品"。南越、西瓯、骆越等民，己掌握了一整套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 岭南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口的增加。《尚书·禹贡》云："淮海惟扬州"。岭南属扬州之域，气候湿润，草木茂盛，竹林遍地，土地为粘质湿土，适于农耕。贡口有金、银、铜、美玉、小竹、大竹、象牙、犀牛皮、鸟羽、旄牛尾、橘子、柏子、丝织品及草制衣服等。商代出土的龟甲、鲸、鱼骨、鲟鱼骨、海贝、玉等，有的来自东海和南海，且文献中有了"越族"的记载。周代的"南蛮"族团，已包括荆蛮、越、闽、庸、濮、麋、蜀、巴、矛、僬侥、越裳等族。其中的越族、越裳（今越南北部）已分布在岭南。《尚书大传》厂载，"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春秋至两汉，岭南的人口在大量增加，居民多达284 208户，1652748口。劳动力的增加，对生产发展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今广东英德、韶关、南雄、连县等河谷盆地，珠江三角州大平原、鉴江、漠阳江下游平原，广西今郁江、浔江平原，广西玉林盆地，以及两厂的丘陵坡田，在两汉时期，多已得到开垦。岭南地区山脉纵横，矿藏资源丰富。从考古资料知，先秦至两汉，岭南已有铜、铅、锡、铁、金、银的冶炼和铸造。加之岭南陆路、水路的不断开辟，至两汉，与东、北、西相邻地区及海外都有了经济往来，使岭南的经济、文化在夏、商、周低落的情况下，历春秋、战国至秦汉，一跃而赶上了岭北地区。岭南的各族人民，在开发经济，推动社会发展方面，均做出了重大贡献。 版权：中国先秦史学会 中国先秦史收集整理 出处：中国先秦史网站 |
這樣才像話啊，問了千遍才提供一篇。
不過："越人的族团，是由西羌的炎帝、黄帝族系与东夷的太昊、少吴族系中分支出来的一个人数众多的氏族团体，他们吸收和继承了炎黄的龙蛇图腾与两昊的风鸟图腾，形成了兼有蛇、鸟图腾崇拜的习俗"
專家引用此文並且 highlight 上面的文字引用，是否已經贊同商人是東夷，反駁及推翻之前商人源自中原的說法呢？不要再一次令人失望耶。
專家引用此文並且 highlight 上面的文字引用，是否已經贊同商人是東夷，反駁及推翻之前商人源自中原的說法呢？不要再一次令人失望耶。
商人属于东夷，丝毫不会对汉族的伟大有任何影响，商人是属于汉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要的缔造者，相反，商人和某些所谓的东夷后裔倒隔膜的很。
不，一点都不象话。楼主所谓的“官方学术文章”，只不过是在网络上由某个人发表的文章，即使这个网络叫做“中国经济史论坛”，即使其署权为“中国先秦史学会”，但是根本不是严肃的学术期刊发表的。随便看看就知道其论据的荒唐性了，只不过是用汉文古籍的一些神话以及传说来证明百越为华夏之后罢了，这种观点根本不能成立。论证一个民族的来源，只能根据史料记载以及结合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等来证明，而不是纯粹在神话以及传说上做文章。对于楼主贴出来的文章，我嗤之以鼻。
何光岳先生说，"越人的族团，是由西羌的炎帝、黄帝族系与东夷的太昊、少吴族系中分支出来的一个人数众多的氏族团体，他们吸收和继承了炎黄的龙蛇图腾与两昊的风鸟图腾，形成了兼有蛇、鸟图腾崇拜的习俗"，"活动于黄河中游一带"。"
何光岳先生何许人也，愿得其详！知者告之为盼。
没有什么啊，这样的专家学者多了，印第安人还是殷商的后裔呢，因为“印第安”就是“殷地安”的意思。
现在还有人论证皇帝就是耶稣呢。
你没看见“中国先秦史学会”这几个字吗？
我贴这篇文章，就是想看看那些声称“商是东夷”“壮族人不是炎黄子孙”不但是官方钦定，还是学术界共同认识的人们会有什么反应。果然不出所料。说老实话，你们的这些情绪性反应，比起那些对“商并非东夷，因为商始终在东夷之外，甲骨文证实了商人语言为华夏语，早商遗址和史料都证实了商人本就居住在中原”，以及“只有个头盖骨、几块碎骨的‘柳江人’”的有根有据的论证，实在差远了。
「官方欽定」？不是吧？中國各學會都必須掛靠在某一單位，可算是官方單位，但不代表他們組織會議上各方人士發表的文章就是「官方欽定」的文章。看你是沒參加過國內的學術會議以至對其性質產生誤解了。我在一更大型的會議更看過有人指他找到越王勾踐的劍和成吉思汗的身份証呢（拿出來時是以報紙包著的，其中越王勾踐劍還在他坐火車時弄斷了。），那是民族學界很多人都知的笑料。可是那位仁兄只要他不違反國家法規，於百家爭鳴的大原則下，還是可以發表的。可是這不代表他的文章就得到「官方欽定」，甚至不可代表該學會的共識看法。真正「官方欽定」是發表在《光明日報》《人民日報》等地方的，你要「官方欽定」就到那地方找吧，好歹也從一國家級核心期刊找啊。
至於「學術界共同認識」，不知你指的「學術界」是指哪處，又包括甚麼院校、研究機關呢？包括哪幾十或幾百位學者呢？數來聽聽啊。
哈哈，你这是在证明我的说法正确，在反驳那些所谓“官方钦定”“学术界共识”的人们啊。
另外，我可没说过这篇文章是官方钦定的，只不过说是发表在官方学术网站上的文章，故标题简称为“官方学术文章”。
你连“中国先秦史学会”为中国大陆官方学术机构，李学勤任该学会会长都不知道，还谈什么国内学术会议如何如何，未免也有点太自我表现了吧？
很遗憾，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位真正的考古学家说过壮族就是柳江人后代，骆越人、西瓯人就是柳江人后代，就是现代壮族的祖先。所谓壮族是岭南土著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就是根据“一个头盖骨，几块古人骨头，史料中的几句话”，而且从对这几块骨头的测量数据来看，在部分数据上，例如长头型跟部分壮族的相近。但同样长头型的，不但南方汉族有，北方汉族也有，甚至欧洲人都有。所以说这是很不科学的。而古百越中的骆越、西瓯人是壮族祖先之一的“研究成果”，则完全依赖史料中、包括记载的地理位置跟现部分壮族的相同的几句话。
这不是我的独特见解，而是考古学的基本常识。建国以来直到现在，学术界很大程度都受政治大气候的影响。例如，直到不久前，都不许发表高句丽是中国属下的地方政权的论文，甚至不许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不但官方看法，就是大学教材，都把高句丽史说成是朝鲜史，说成是外国史，把高句丽人说成是宋代高丽人、明清朝鲜人的直系祖先。对于反对意见，不但一概漠视，甚至还给扣上大国沙文主义的政治帽子。前段时间，针对韩国朝鲜学术界在日益浓厚的民族情绪下不断歪曲历史，为声称“满洲是朝鲜民族的固有领土”的民族主义分子提供后援的现实，我国学术界才开始重新正视历史事实，但现在又遇到了政治压力。
对某些非考古学专业的人士用对考古学数据断章取义，对史料断章取义的手法，把壮族说成是三、四万年前，甚至更早就居住在岭南的民族的做法，我是没有发表过质疑论文，因为不让发表，理由就是影响民族团结，相关负责人还曾私下劝我不必这么认真。但并不等于我没发表过其他考古学方面的论文啊。
我在网络中四处打口水仗？别说“四处”，就在你们这一处，如果不是有人老在歪曲历史，我都不会出来说半句话的。
http://www.rauz.net/bbs/dispbbs.asp?boardid=23&star=5&replyid=47072&id=11034&skin=0&page=1
不知yjk於這裏又是如何理解上面那段話呢？
「另外，我可没说过这篇文章是官方钦定的，只不过说是发表在官方学术网站上的文章，故标题简称为“官方学术文章”。」
天啊，你現在在僚人家園上發表言論，希望你不會把你在這裏說的話在另一處標為「僚人家園官方言論」吧。
再說一次，「官方學術網站上發表的文章」不等於就是「官方文章」，亦不代表官方立場的。
对某些非考古学专业的人士用对考古学数据断章取义，对史料断章取义的手法，把壮族说成是三、四万年前，甚至更早就居住在岭南的民族的做法，我是没有发表过质疑论文，因为不让发表，理由就是影响民族团结，相关负责人还曾私下劝我不必这么认真。但并不等于我没发表过其他考古学方面的论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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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居然是考古学者？
有眼不识高人哦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那yjk君不如把自己於期刊上發表過的論文介紹一下啊，既然你在學術期刊上發表，我就投稿去那期刊跟你爭嗚去。
我贴这篇文章，就是想看看那些声称“商是东夷”“壮族人不是炎黄子孙”不但是官方钦定，还是学术界共同认识的人们会有什么反应。果然不出所料。
原来就是想看看反应！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不也是他情绪宣泄的反应吗？抱着中原文化正统论的观点，写出再多的文章也是有失偏颇的。
如果他拿不出來，卻連翻明示暗示自己的學術多麼嚴謹懂的東西多麼深入並曾於期刊發表文章，難道他是在騙人嗎？天呵！如果是這樣的話實在太恐怖了。
湖南一些科研单位得知这个消息，纷纷邀请何光岳参加科研工作。 读到这一段文字，我和明白真相的一些师友不禁大吃一惊，因为我们都知道，文中的“高级研究人员”和“白字先生”就是指先师谭其骤先生。尽管在谭先生生前就有人在编造谎言，抬高何光岳的地位，但如此无耻地造谣污蔑。捏造事实实属罕见，令人愤慨。我曾打电话给该刊主编杨筱怀先生，他声称文章是傅朗云写的，如有问题应由他负责，又说既然文章中没有点名，何必自己对号入座？八月十六日，我在长春约见傅朗云先生，向他指出文章中的问题，要他作出解释，他表示 具体情况要问何光岳。我要求他尽快答复，以便谭先生的家属和我们决定如何作出反应。但四个月过去了，傅先生没有任何回音，我只能公开此事的前因后果，请大家看看这段文字和这篇传记的真实性究竟如何。
一、谭其骧与何光岳的关系
早在一“九八二年八月六日，《光明日报》就在头版发表了该报记者张祖璜的报道《失学之后不气馁，困难面前不低头，农民何光岳自学成为历史地理学者》，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播发了这篇文章。
报道中有这样一段活。 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地理专家谭其骧有一次来到岳阳考察洞庭湖，面对这个脸色黝黑、衣着朴素的年轻人，一连提出有关洞庭湖变迁的两百多个问题，请他作答。然后，谭教授又从天文地理到中外史籍、文字学到文物民俗，同他进行讨论，一直持续了三天，每天都是谈到深夜。教授听了何光岳的发言，激动他说：“你从一个农民自学到这样的水平，真是难得的啊！”一九七八年七月，经过谭其骧教授的推荐，何光岳被调到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最近……他的《昆吾氏诸国兴亡与迁徙》一文已被审准参加全国第一届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拿这段话与傅朗云的说法一对照，谁都知道，那位“高级研究人员”就是指谭先生，只是报道作为“怕乐”的谭其骧，在傅文中已成为始而傲慢、继而在何光岳的无意启发下解决了多年的难题，最后才被感动的半反面角色了。
实际上，在看到报道的当天，谭其骤就认为“多与事实不符’（见日记），写信给《光明日报）要求更正，但《光明日报》一直未予答复。
谭其骧当时的日记记载了一九七七年在岳阳的全过程： 四月二十五日六点起，七点许到岳阳，因无人接，背行李甚狼狈。街上吃包子，八点许找到地区革委会，出示介绍信后，由谭某（复旦新闻系70届毕业生），李某（中山大学毕业生）陪同，往地委招待所。余一间，张（修桂，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袁（樾方，复旦大学历史系退休副教授）另一同，擦身后休息。午餐后休息，二点三刻李、谭二位引文化馆何光岳来，继而地区何孟球亦来，谈至五点许散。饭后停电，八点看电影，归后至十点半电灯复明，作书致侯良。 四月二十六日早候至八点三刻，何光岳来。又候新闻制片厂三人至九点许，同坐地区车赴岳阳楼。出又参观一瓷厂，遂与制片人分手。余等至何光岳（家）观其藏书。近午步行回所午饭。午后二点许何光岳来，以《岳阳风土记）中地名询之，谈至五点许去。晚饭后散步，归而李、谭二人及张、袁同在余室谈至九点而别。夜大雨。 四月二十七日上午因天气不好，风雨不停，原拟去君山作罢。正在阅读华主席在湘工作回忆录，何光岳来，谈至十一点三刻方去。托渠绘杨么时代洞庭湖图，因昨晚渠家停电未能绘成，约画好寄复旦。午后二点多起，阅读回忆录，匆匆收拾行李，三点许由李盛兴、谭先锋陪同，用吉普车送于车站，四点半开，慢车甚空。 从日记中可见，谭其骧一行在岳阳停留的时间总共不过二十五。二十六两个整天和二十七日下午四点半以前，合计也不到三天；怎么可能与何光岳讨论了三天，并且每天都谈到深夜呢？何况谭其骧与他原来并不相识，来岳阳的目的是考察，岂能完全用于与他谈话？ 从日记看，谭其骧二十五日与何光岳初次见面，至多谈了二小时一刻；二十六日上午与何光岳在一起的时间不会超过三小时，但用于谈话的时间不可能多；下午谈了三小时；二十六日上午谈了约三小时。谭其骤与何光岳在一起的时间合计十一小时一刻，真正谈话的时间更少。从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些接触大多是出于何光岳的主动。而且谭其骧第一，二天晚上都有其他活动，第三天下午就离开了岳阳；连一天晚上都没有与何谈话，又如何能每天谈到深夜？至于问何的内容，主要是《岳阳风土记》中的地名，即使谈了些其他方面，也不是什么“从天文地理到中外史籍，从文字学到文物民俗”。 谭先生会不会就洞庭湖的变迁一连向何光岳提出二百多个问题，且不说没有那么多时间，也提不出那么多问题。据谭先生告诉我，当时间了一下何对洞庭湖变迁的看法，发现他还是持传统的始终由大变小的观点，并无新意，所以没有深谈。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一日给谭其骧的信中，何光岳称：“比如当今以老师为主，倡云梦、洞庭演变过程，全国著名学者翁然从之，但我却单持异议。”可以证明在这一点上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共同语言。至于傅文中提到的《洞庭湖变迁史》，就连报道和何光岳都没有提到，显然纯粹出于事后的编造。 从离开岳阳后，谭其骧从未向湖南任何单位推荐过何光岳，而且一九七八年二月一日他就发病住院，当年七月还没有出院，自然更不会作推荐。何光岳调入湖南省社科院的消息，谭其骤是从他的来信中知道的。 何光岳即将参加的会并不是全国第一次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而是由中国地理学会与复旦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何光岳给谭其骤写信：“近又闻由老师主持，将于明年四月在上海召开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我迫切要求参加。我是一个农民出身，只高小文化，可能在学者中诧为罕见。但我也有一些学术争议问题……如能允许我参加这次盛会的话，我将参加辩论，另外我准备《长沙古城历史地理变迁》和《岳州占城历史地理变迁》二文。如蒙批准我参加会，请加照顾名额，并来函告知，则不胜感激之至矣！”他收到信后交我办理，并说为了鼓励年轻人自学成才,还是邀请他到会,我即将会议通知寄去,并没有人审查过何的论文.不久何从长沙给我打来长途电话,要求我们以会议的名义给湖南社科院打电话邀请他,我以已发书面通知为婉拒. 谭先生给《光明日报》的信发出后，没有收到答复。八月二十八日，华东师大陈旭麓教授从长沙回上海，来谭其骧家看他。陈旭麓告诉他，何光岳在多种报刊大吹特吹，大多是打着谭其骧的旗号，湖南省社科院领导也很不以为然，要他来问一下何光岳与谭其骧究竟有什么关系。谭其骧这才知道，在《光明日报》的报道以前，类似的故事已经发表多次了。三十日，谭其骧再次致函《光明日报》，坚决要求更正。他还让我写信给湖南省社科院领导，说明事实真相。由于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开幕在即，而《光明日报》的文章又造成很大影响，为避免被何光岳再次利用，谭先生要我找何谈话，指出他这种任意编造事实，弄虚作假的不良行为，要求他自己向《光明日报》澄清事实，同时决定在会议期间与何单独见面，也不对何发表任何意见。 何光岳到会后，我将谭其骧的意见转达给他，希望他能实事求是，主动澄清事实。但何强词夺理，除了承认将历史地理会议名称搞错外，声称都是事实。例如，我指出谭其骧从未向湖南方面推荐过他，他竟说：“怎么没有呢？谭先生走了以后，地方上就重视我了，不是他推荐还有谁呢？说明他慧眼识人才。”我劝说甚久，见他的态度仍无改变，只得通知他几点：一、会议期间谭其骧不愿单独见他，希望他也不要找谭其骧。二、会议期间请他不要讲报道中提到的那些事，否则我们将向与会代表公开澄清事实。三、谭其骧将继续向《光明日报》和有关部门说明事实真相，希望他采取主动态度。
会后，何光岳再没有找谭其骧，再见到时不仅视同陌路，而且出言不逊，指桑骂槐，但在报刊上继续重复与谭其骧有关的这些“事迹”。 因《光明日报》一直没有答复，谭先生在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四日致函该报总编辑，并让在该报工作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生陈清泉转达。二月二十三日，他收到该报记者部的复信，但除了表示感谢外，对一直未予答复的原因一字不提，对更正的要求也置之不理。所附这篇报道的作者张祖璜的信中将报道失实的原因推诿于“交通原因”，却强调报道的效果很好，“事实上，从报道发出之后，收到的大都是农村知识青年的信，他们的受益也在于此。”为此，谭先生要我继续向有关方面反映。 三月二十四日，湖南省社科院杨慎之（何光岳所在研究室主任，后任副院长）来看谭其骤，对何光岳的行为向谭其骧表示歉意，谭其骤又向他反映了与何交往的全过程。四月十六日，陈清泉陪同记者部负责人到京西宾馆向谭其骧表示歉意，但他再三表示，在报上公开更正影响太大，要谭其骧谅解。 十几年后，有人大概以为谭先生已不在人世，或者人们对那篇报道已经忘却，所以在继续利用谭先生“高级研究人员”的地位来抬高何光岳的同时，却又肆意污蔑。熟悉谭先生的人都知道，他一生从未与江青打过交道，傅先生既然说他“当过江青的边疆地理高级顾问”，就请公布证据，否则就得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二、“白字先生”是谁——何光岳报考研究生真相的是复旦大学，一九七八年何光岳报考的是历史地理专业，指导教师只有谭其骧一人，那么按照傅先生的说法，何光岳宁可回家搂锄柄，也不愿当谭其骧这位“白字先生”的研究生。 且不说这段故事完全不符合常识，就拿何光岳先前的说法一对照，读者就不难鉴别了。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也就是在这次考试的一年半后，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何光岳一篇短文（续《<杂说>》时加了一段按语）： 本文作者何光岳同志，原来是个贫农，湖南岳阳的农业劳动模范。只读过小学，全靠自己刻苦学习，掌握了大量古汉语、历史以及历史地理方面的知识（这篇文章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对于中国和世界历史地理都有深湛的研究，曾经得到复旦大学某历史地理教授的重视。一九七七年秋，他曾要求来复旦进修，遭到拒绝。后来煞费周章，才允许他考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生。尽管事先有关同志介绍了他在历史地理方面的成就，结果仍旧落选，为什么？主要原因，ABC不及格！为此他深有感慨，就写了这篇文章，寄给本报。不久他的情况被反映到了湖南省委，很快被邀请到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古代史近代史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并成为湖南省历史学会正式会员。
要是真有“白字先生”的故事，何光岳当时为什么不公布呢？为什么要将他落选的原因说成是“ABC不及格”呢？ 实际上，谭先生从岳阳回来后的确向研究室和学校反映过何光岳的情况，提出能否吸收他来进修或工作，当时已经知道即将招收研究生，校方提出还是让他参加研究生考试，如合铬录取，也可免去很多麻烦的手续。一九七八年的研究生招生是“不拘一格”，我本人就没有上过大学，是凭高中学历报考的，以后复旦大学录取的对象中连初中未毕业的也有，何光岳考报不需要“煞费周章”。他的确未被录取，但主要原因并不仅仅是英语不及格，而是总分不够，还有两门课没有及格。（他的成绩是：中国通史72分，地理55分，古汉语90分，外语0分，政治45分，平均52.4分，远低于本专业录取分数。） 谁都知道，导师不一定为研究生招生出试卷，更不会亲自誊写或打印，何光岳是在长沙参加考试的，他怎么能断定这就是谭其骧写的“白字”呢？“招生办查对原稿”，是哪里的招生办？如果是长沙的，如何能查到复旦大学出题者（准确他说，应该是誊写者）的原稿？如果是指复旦大学，何光岳去查过吗？招生办又怎么可能计考生查试卷原稿呢？阅卷人给他评了九十分，难道是被“触犯了出题者的尊严”的结果吗？是谁放风要他认错（注意，作者这句话故意没有写清主语），难道是谭其骧吗？要真有此事，为什么到一九七九年又说成是因为ABC不及格？到一九八二年（光明日报》的报道中又对谭其骧这位“白字先生”如此借重呢？ 更可笑的是，傅先生称“湖南一些科研单位得知这个消息，纷纷邀请何光岳参加科研工”。是什么消息？是他考试落选吗？是他不愿做“白字先生”的研究生吗？要是前者，根本不合逻辑。要是后者，即使真有此事，何光岳到一九八二年还没有公开，这些单位怎么会知道呢？而且，《光明日报》的报道明明写着他进湖南社科院也是经“白字先生”推荐的。
顺便提一下，何光岳似乎并非不愿做“白字先生”的研究生，我手头正好有一封他给谭其骧的亲笔信：
谭老师： 老人家近来健旺否？谢谢您的关心，使我有幸能够参加今年八月底在上海开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我的成就，全靠老师的培养和帮助，使我永铭在心，当结草衔环，以报老师之恩。
学生何光岳 敬上 一九八二年七月四日
三、传记中的其他神话
为了全面了解傅先生的大作，我又读了这篇传记的全文，发现作者编造的神话并非个别。 例如，作者称：“人类在争议着生存空间，在历史长河中究竟是哪个民族开发哪块土地的时间最长久，付出的代价最高昂，谁最拥有主权资格。到了那个时代，在国际法庭的诉案，华人、华裔。华侨只要有一部《中华民族源流史丛书》在手，就可能稳操胜券。”而根据作者在前面几段的介绍、何光岳所著《中华民族源流史丛书》的结论是：华族北上的一个分支“苦夷”，“有的东移，成为夷族成员，最后定居库页岛，成了苦夷人。北上的苦人同北狄融合，出现了九姓乌古斯，辗转到中亚，曾建立过塞尔柱克王朝。上元十世纪以后，又成为奥斯曼帝国的臣民，“分别加入土库曼、阿塞拜疆、土耳其等民族。生活在贝加尔湖南的乌古人同北亚其他民族组合成雅库特，另一支进入拉脱维亚。”“蛮人东至日本，南达印度支那半岛，西北到中亚、高加索，北徒西伯利亚，分别形成各个不同的民族群体。”“越人南渡长江而成百越，‘百越文化还远达太平洋群岛，远至南北美洲一带’。”“泰雅人、赛雅人、达雅克人都是大夏族的分支，迁至台湾和加里曼丹的时间约在汉晋之际，另一支叫玛雅人，东迁美洲始于西周。‘玛雅文化在中美洲汗出光辉灿烂的花朵，成为大夏人在拉丁美洲的伟大业绩的标志。 请问博先生，你提出的这些原则是出于哪一部国际法？或者是根据什么国际惯例？这些民族算不算“华人、华裔、华侨”？要不算，你将他们列出来是什么意思？要是算，他们拿了何光岳的书可以到哪个国际法庭上打官司？他们如能“稳操胜券”，莫非他们居住的地区都将成为“中华民族”或“华人、华裔，华侨”的所有地吗？ 传记最后一段称：“近十六年来、海内外研究何光岳的学者不下百人，有教授，有研究员，有编审，有翻译家，有教育家，有哲学家，有领导干部，年岁最大的已八旬高龄，最小的二十五岁。不仅分布在中国大陆，还有港、澳、台、欧、美亦不乏人。形成一个庞大的研究何光岳的队伍。”我寡闻陋见，除了傅先生（他自然是何光岳的研究者）以外，竟还不知道有哪一位何光岳研究者，更不了解竟有百人之多的“庞大队伍”。问了一些同人，竟都是如此。所以我郑重请求傅先生公布名单，或者向我们提供名单，我愿一一发函查询，然后将结果公布。既然研究者中有那么多的“家”，至少应该公布几位代表人物。在与傅先生会见时，我曾问他：“究竟怎样才算是何光岳的研究者？”可惜他没有回答，现在只能公开提出这样的请求了。当然，傅先生有不回答的自由，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将这段话当作神话了。 传记中称“何光岳是新中国中青年学者中第一大藏书家”，据说他藏书三万余册。我问傅先生：“请问中国中青年学者中第二大藏书家是谁，藏书多少？”他也没有回答。要是不知道第二，又何以肯定河光岳能排第一呢？
四、谁来保证“百分之百的纪实作品”？
当我听到博先生说有些事要问何光岳时，感到非常惊讶。如果是替何光岳写自传，自然他说什么，你写什么就行了；既然是你写的传记，你就该为该文负责，岂能何光岳怎样说你就怎样写呢？难道不需要作任何核对或调查吗？你不想到自己的法律责任吗？ 但愿这不是何光岳编造的谎言，不过这很可能只是一个善良的愿望，因为传记刊出以来从未见到他有什么不同说法（或许我没有看到），那么至少他已经接受了这些谎言。刊登这篇传记的（中华儿女）杂志在目录页上载有声明： “本刊专门发表纪实作品，要求所有稿件内容真实，不能有任何虚构，作者文责自负，本刊概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可是在封面上却明明印着“百分之百的纪实作品”，并且都郑重其事地清从党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检机关“逐期检阅”。既然是“文责自负”，杂志拿什么来保证作者写出来的都是“百分之百的纪实作品”呢？如果仅仅因为有了上述声明，就可以在封面上印上“百分之百的纪实作品”，岂不是在做文字游戏吗？像傅朗云这篇传记中的一些错误，即使根据常识也不难作出判断，主编兼这篇传记的策划人难道能肯定为“百分之百的纪实作品”吗？ 当然，有人也可以将这句话解释为“百分之百”的“纪实作品”（即作者自称的文学体），并不是说里面讲的都是“百分之百”的事实。但要将这样的诡辩与一本有影响的严肃的杂志联系起来，只能使人为之遗憾
不，一点都不象话。楼主所谓的“官方学术文章”，只不过是在网络上由某个人发表的文章，即使这个网络叫做“中国经济史论坛”，即使其署权为“中国先秦史学会”，但是根本不是严肃的学术期刊发表的。随便看看就知道其论据的荒唐性了，只不过是用汉文古籍的一些神话以及传说来证明百越为华夏之后罢了，这种观点根本不能成立。论证一个民族的来源，只能根据史料记载以及结合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等来证明，而不是纯粹在神话以及传说上做文章。对于楼主贴出来的文章，我嗤之以鼻。
是否官方並不重要，至少也在網上搬尋而非自言自語吹水耶。
既然可以搬出”官方”來支持，就是間接推翻自己之前所說的了。
專家說，貼出”官方”文章來支持，然後又說，商人不是東夷，有根有據，只是看你們的反應耶。
呵呵，原來所謂專家不是考古的，是玩相聲的耶，會反串的嗎？
商人属于东夷，丝毫不会对汉族的伟大有任何影响，商人是属于汉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要的缔造者，相反，商人和某些所谓的东夷后裔倒隔膜的很。
漢族偉大與否，就沒有興趣了，商是東夷，只是研究歷史而已。
古代中原主體是西羌，不過其後裔很多也沒有融入華夏之中耶，好像西藏等。
小学文化的多了，民国时的北大清华教授好多还没上过小学呢，你都看不起吧。
如果他拿不出來，卻連翻明示暗示自己的學術多麼嚴謹懂的東西多麼深入並曾於期刊發表文章，難道他是在騙人嗎？天呵！如果是這樣的話實在太恐怖了。
我对现实中的民族关系更有兴趣，这些几千年的老古董，老故事，不看也罢。
我对现实中的民族关系更有兴趣，这些几千年的老古董，老故事，不看也罢。
你不想看就算了嘛。对不起。也没有人邀请你看。
你的电脑摆在饭桌上？！
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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