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义]文化民族主义
文化民族主义 （转载）<p> 在90年代初，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一度相当冷落，惟一引人注<br>目的现象是出现了一阵“国学热”。当然，“国学热”是学界和传媒<br>过甚其辞的说法，因为半个世纪以来，或者是80年代“文化热”以<br>农，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从来都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90<br>年代初的“国学热”，不论从规模还是深度、影响，都算不上“热”。<br>之所以引起人们关注，是因为国学研究相对突出，似乎给人“一花<br>独秀”的印象，而且与意识形态宣传有所联系。“国学热”的产生，<br>除了学术发展的正常的、内在的动力外，还有两个外在原因。一是<br>对所谓“全盘西化”的大肆批判，使得一度兴盛的对于西方学术思<br>想的评介和研究十分萧条，一大块话语、出版空间转移到国学方<br>面。二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一系列巨变使得出现了<br>一种所谓“意识形态真空”，弘扬传统文化好像能达到宣扬爱国主<br>义，增强凝聚力的效果。<p> 在这种令人欣慰的研究国学、弘扬传统文化势头出现的同时，<br>也露出了文化民族主义的苗头，由于这种倾向表现在一些颇有影<br>响的学者身上，而且与一度极为喧嚣的“说不”的声音呈上下呼应、<br>雅俗共振之势；因此引起了关注和争论。<p> 文化民族主义的基本论点是，西方文明目前正面临不可解脱<br>的精神和文化危机，只有东方文化(实际指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把<br>世界从这种危机中解脱出来，因此，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br>著名学者季羡林援引汤因比的观点说，每一种文明都有诞生、成<br>长、兴盛、衰微、灭亡的过程，30年河东，30年河西，东方文化和西<br>方文化在历史上的更替兴衰，即将到来。对这种主观、简单的论<br>断，有人表示不满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之说，无非是风水轮<br>流转之论，不足为据。<p> 包括季羡林先生在内的一些人认为，东方哲学的核心和精髓<br>是“天人合一”，“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天人合一就是<br>与大自然的合一，这与西方的“征服自然”、“知识就是力量”的态度<br>是正相对立的。目前人类面临人口爆炸、生态平衡破坏、环境污<br>染、臭氧层的破坏、新疾病产生、淡水资源医乏等严重问题。这些<br>弊端之所以产生就在于人类没有处理好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我们<br>在目前这危急存亡的时候，“只有乞灵于东方的中国伦理道德思<br>想，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东方的伦理道德思想，只<br>有东方的哲学思想能够拯救人类。<p> 其实，把“天人合一”论说成是生态伦理或自然保护哲学是曲<br>意解释。这个观念最早出现时，天是一种人格神，在汉朝董仲舒那<br>里，天是百神之大君，天人合一论是一种神学目的论。只有在庄子<br>那里，才勉强符合上述解释，但庄子却主张人应无为，停止对物质<br>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更重要的是，历朝历代不论对天人合一<br>作何解释，它从未起到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的作用。<p> 一般而言，鼓吹“东方文明优越论”的往往是拘泥于传统文化<br>的旧式人文知识分子，但在90年代初文化民族主义情绪炽烈之<br>际，不少留学生和具有现代知识训练的人也附合此说。比如，一位<br>经济学家在“什么是文明”、“经济学怎样挑战历史”著中，就从<br>制度经济学的训练出发，对旧有的“长中国人志气、灭西方人威风”<br>的论调给出了一种貌似新颖的诠释。照这种说法，自严复以来，中<br>国知识界的文明观都落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窠臼，即从中国不<br>断“挨打”推论出“落后”，而作者认为，西方文明的本质是竞争、尚<br>武，中国文明的内涵是协作、和睦，竞争和战争的失败证明的是中<br>华文明比西方文明高级。作者认定，除中华文明之外，其他文明都<br>以宗教形式出现，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而且往往发展为武装冲<br>突，所以，中华文明应在未来当仁不让地起领导和整合作用。<p> 以上主张当然遭到了各种批评，但并末引起深入详尽的争论，<br>因为作者对于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本性的理解，对于世界近代史<br>的解释是谬误百出的，争论不应该是对基本概念和事实错误的匡<br>正。另外，一望而知作者的解决方案也是不切实际的。作者主张，<br>在世界性竞争和利益冲突中，中国应单方面继续尊奉和睦忍让哲<br>学，置之死地而后生，以凤凰涅槃的气概，以奉献和忍让促使全球<br>文明成为可能。<p> 文化民族主义者既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最优越的，因此就<br>反对下列主张：为了实现现代化，为了完成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转<br>变、有必要对传统文化作批判与扬弃。他们认为，从老内圣可以开<br>出新外王，即儒学中本身的内容可以满足现代化对于民主、科学及<br>市场经济的要求。<p> 这里不可能重复和引证关于儒家思想有没有、有多少民主与<br>科学内涵的争论，只能举出两个简单的事实。第一，把“民为贵，社<br>稷次之，君为轻”这类偶然的、零碎的、从未真正实行过的思想等同<br>于现代民主宪政体制的思想，既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曲意解释，也<br>是对近代自由民主观念的肤浅理解。第二，除了极少数坚持“中体<br>西用”在当代仍然进行得通的人，大多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作严肃<br>研究的人，都不认为儒学中已然包含了足敷现代化之用的科学民<br>主，其实，经历了一百多年风雷震荡的中国人，完全知道我们需要<br>什么，我们自己的家底中缺少了什么，好的东西拿过来就是了，“古<br>已有之”论和“中西会通”论不过是病态的自尊心和妄自尊大的表<br>现而已。<p> 在传统文化与经济自由主义的关系上，也有人持类似立场。<br>有经济学家煞费苦心地证明，自由经济的理念不应当从西方人那<br>里学来，它在中国传统中是早已有之，是西方人从我们的老祖宗那<br>里学过去的。言下之意，西方人经济的发达，是欠了中华文化一笔<br>精神债务。中国古代的自由经济、市场经济观到底在哪里?据说<br>在道家的“无为而治”的主张中，“无为而治”被解释成不干涉主义，<br>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政策，即由市场这种“看不见的手”进行<br>调节。当然，这种强词夺理、一厢情愿的说法，只会贻笑大方。<p> 在90年代，“亚洲价值论”、“工业发展的东亚模式”的鼓吹声<br>—度甚嚣尘上。针对“儒家思想陈旧过时，不适应现代化需要”和<br>“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的批评，一些新儒家的支持者从亚洲“四小<br>龙”以及“新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中获得鼓舞和找到了证据。据他<br>们说，中国周围的“儒家文化圈”经济起飞的事实证明，以儒家理念<br>为内涵和支撑的东亚现代化模式优于西方发展模式。这个新模式<br>的特征是强调集体(家族、公司、国家)，反对个人本位——个人自<br>由、个人尊严和个人权利，强调权威而限制民主和自由，强调官僚<br>制国家的干预而抑制经济放任的政策，强调和谐与合作而压制竞<br>争，强调人情、习俗而贬低法制。这种“亚洲价值论”的神话一直受<br>到驳诘，而最近发生的东南亚金融风暴进一步证明，家庭企业、裙<br>带关系、官商勾结、以权以情代法等等与儒家伦理相关的价值观、<br>是腐败、不公正的根源。政治、经济活动的透明与清廉，法律至上<br>的观念，对政府权力的限制等等，是不可替代的。<p> 当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者竭尽全力对西方文化的主流地位发<br>出挑战，预言在中西文化的竞争中中国文化会取胜时，他们也不自<br>觉地犯了文化沙文主义和“中国文化中心论’’的错误。他们一方面<br>用文化多元化来瓦解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一方面又只承认中西<br>两极的对峙，在他们心目中，21世纪的世界文化格局中，并没有阿<br>拉伯文化、非洲文化的地位。他们口口声声说东方文化优于西方<br>文化，而把东方文化等同于中国文化。纵观世界现代化的整个历<br>程，这种态度是屡见不鲜的，印度思想家、日本思想家在大谈“泛亚<br>洲主义”时，他们心目中的亚洲文化，实际上只是印度文化或者日<br>本文化。而且，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并不只是出现在感受到欧美文<br>明挤压的亚洲。在欧洲，当德国、俄国的知识分子有感于本民族在<br>经济、军事、政治各方面落后于英法时，也用一种所谓“精神文明优<br>于“物质文明”的说法来平衡自己的自卑感，他们也自视为东方，把<br>英法说成是暂时强大而即将被超越的西方。只不过他们的文化民<br>族主义叫做日尔曼主义或泛斯拉夫主义。如果我们真是有什么高<br>明之处 的话，就不应该再重蹈覆辙了。<p> 当然，在注意克服文化民族主义倾向的同时，不应妨碍对于国<br>学的认真研究。确实有人以极左态度攻击提倡研究国学，扣上政<br>治帽子，比如有文章声言：“不排除有人企图以‘国学’这一可疑的<br>概念，来达到摒弃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文化之外的目的。”真<br>正的思想文化交锋，应当是平等的、讲理的，严格学术性的。<p> 国学研究者中，不乏既有热心弘扬之情，又有清醒头脑之士，<br>汤一介先生就是这样的学者，他对文化民族主义有高度警惕。他<br>说：“如果不使我们的传统文化‘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只是抱<br>残守缺，哪怕是把古人非常有意义的话——而再、再而三地重复，我<br>想也很难使中国文化复兴，更不可能使中国文化对现时代作出贡<br>献，搞不好甚至会陷入‘国粹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之中。”<br>“如果没有全球意识，你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会发生两个问题。<br>一个问题是它会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种状况在我们历史上和<br>我们生活中不乏例证，认为人类所有精华都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中<br>间，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另一方面，会发生强烈的排外心理，不可能<br>认真地、非常好地去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长处，特别是吸收适应现<br>代化，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文化资源，我想这是一个应该注意的问<br>题，如果不注意这个问题就会使得我们的文化发展、文化研究游离<br>于当前的世界文化发展总趋势之外，又形成一个闭关自守的状态，<br>我觉得那是比较危险的。第二个问题是我认为应该防止的，即文<br>化学术的发展、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我想应该是追求真理，不应该<br>过分意识形态化。换句话说，它和政治有一定的距离、有一定的界<br>限，它应该是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不应该仅仅是为当前的政策作<br>论证。”<br> 该文写得有深度，有一定的独立精神，可惜不知道作者是谁，转自何处。 http://www.sinoliberal.com/xuyy/xuyy05.htm<p>作者：徐友渔 出自：“思想评论”（原自由主义评论）。 儒家文化是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对信息时代是明显格格不入的，现代管理是数目字管理，只有民主法治才能对现代社会进行有效管理。<br>儒家文化优越论在金融危机以后就已经成为笑话了，连当初的主要吹鼓手李光耀也改变了。<br> 请我恕我狂妄一句，该文作者并不了解中国文化，好象完全是西方哲学思辩的基础上来看中国文化。他犯了他批评人家的错误，那就是字言片语曲意解释。“天人合一”的思想最早出现在董仲舒吗？“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是周初人的一种共识，也是以后儒家论述天人合一的一个中心命题。就是强调人定胜天的苟子也恰恰是建立在他的顺自然而不违天时--天人相合的认识基础之上的。所以，他在提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的结论之前是这样来分析的：<br> “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２８〕<br>而紧接着“夫是之谓能参”后，则又再强调说：<br> “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这里一连串的“天”字，都是强调其为“自然”之意。荀子认为，人只有顺其自然，才会懂得什么应当去做，什么不应当去做，才能掌握天时地财，利用万物。<br> 道家自然无为思想被看成是一种消极被动、因循等待的思想更是从字面意思的理解。其实，《老子》道家顺自然而不敢为（无为）的思想，有其相当积极合理的一面，这在以后的道家著作中有着充分的展开。如在实行无为而治而达盛世的汉代有道家《淮南子》一书，对道家的无为思想进行了明确地论述。如说：<br> “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也，以其言莫从己出也。”〔２４〕<br> “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也。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２５〕<br> “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故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谓其感而不应，攻而不动者也。”〔２６〕<br> 这三段话从不同角度说明了道家自然无为思想绝不是什么消极被动、因循等待，而是在排除主观、私意的前题下，主动地因势利导，即所谓“循理”“因资”地去举事立功。这也就是老庄的理想所谓无为而无不为！<br> 天仅是人格神吗？“天行建，君子自强不息”如何解释？“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天如何解释？。《泰誓》中，除孟子所引那一句外，也还说过这样的话：“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而在《尚书·皋陶谟》中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这样的思想在儒家六经到处都是。<br> 说到亚洲金融危机，我就想起随后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破产的事情，在亚洲金融危机振振有词批评亚洲各国干涉自由经济的美国人，这时也开始拼命救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幸运的是其他国家没有美国这么强实力的对冲基金，否则我不知道是否会有又一次金融危机。再一个就是阿根廷引发的南美金融危机，那可是纯粹的西方政治经济思想啊！ 原来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网站，难怪呢！我的导师曾给我说了一句话”屁股决定观点而不是理性决定观点”看来是一点不假，人们总喜欢执着自己的认识然后找东西去证明！！ 汉民族自古至今确实是有相当丰富的思想文化成果流传着，而且，流传的情形是各式各样的，简单点儿说：一是能让统治者乐意接受并强制民众实践的，这是一套体系完整的专制思想文化；二是只是留在纸上为统治者装点门面，为他们暗地里干的各种丑恶勾当贴金涂银的，然而这后一种又恰恰是能够闪现着那么一点点儿文明的独创性成果的。但是，在总结整理汉族先人的思想文化遗产时，当今的很多学者，往往只重后者，而严重地忽略了前者。对后者做了大量的文章，努力建构一个被自己有意无意美化了的所谓能够跟现代化“接轨”的传统文化遗产美梦，让严重缺乏批判意识的国人误以为自己的民族本来就如何了不起，又本来如何强过西方，以至以为到了新世纪以后，依靠这些片言只语构筑起来的空虚体系就可以重振民族于世界之林，荣登天下第一的宝座，于是“蕃鬼”们就齐齐来俯首朝贡了。<p> 不少迂腐的学者和盲目的青年就是爱做梦，用梦来骗自己，也骗别人！<p> 然而，让统治者乐于接受并强制民众实践了几千年的那套以专制为核心的“吃人”思想文化，却很少有人去清理，去批判。以致我们今天的中国仍然有不少人死报着专制意识不放，动辄就大手一挥：把泰国、老挝统进我们的天下！……一动口就喊打喊杀……<p> 奇怪了！不把已经深入国人骨髓的专制意识清除掉，并树立起人权、民主、自由、法治等现代化理念，怎么能够让一个文化传统包袱如此沉重的民族领导全国人民走向现代化？莫不是写这样的文章拿不到学位？当不了教授？做不了导师？<p><p> [这个贴子最后由venjiebiao在 2003/05/26 03:57pm 编辑]<br><br>现在国内的两大思想流派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争的不可开交，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两种思想互相有些制约补充，是好事，一种思想或某人的思想一统天下的时代结束了。 要提到是一个历史悠久国家真正需要走入人权民主的时代，必须在本国具有积极合理的文化传统基础上，来吸收西方的现代优秀理念。这样在人们的思维理念上才能更快更好地融合和发展现代文化正所谓扫旧立新。而中国恰恰相反的不是对所谓弊端攻击不足，而是从五四运动开始不分良莠统统彻底打倒。这种做法留下的结果是什么呢？自由民主喊了几十年反而越喊越远，根本成了表皮文章，无法进入人们的思维深处！<br> 至于说到什么是装点门面，什么是实质。这个话题就扯长了，一个文化理念的内质和在特定情况下主张的观点是不能一概而论的，一个是生命的实体，一个是外面对环境适应的皮。就以儒家为例，主张“仁”、“义”、“智”、“信”的核心观点如何不符和现代理念的要求？不要以为仁仅仅是统治者麻痹被统治者的工具，孔子亲口告诉大家“仁者爱人也”，这是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 。<br> 所以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极力赞扬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学说的真正价值，认为“中国文人的宗教(指儒学)是令人钦佩的。他们没有任何迷信和荒谬的传说，也没有悔辱理性和曲解自然。”伏尔泰认为儒学是最好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也曾经断言：中国传统文化中保存着“内在而未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br> 中国的集权专制，真正始于朱元璋这位要将孟子赶出孔庙的皇帝和他壮举八股文对自由文化精神的遏止，自此中国历史再也没有因为皇帝“荒淫无法”而赶其下位士者精神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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