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邓小平文选（一）》·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
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p><br>（一九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p> 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我还是一个小学生。同志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比我要多，又是专门做这方面工作的。我今天主要是把西南的情况，同少数民族的问题联系起来讲一讲。<p> 少数民族问题，在西南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一个是西北，一个是西南。恐怕西南比西北还多，而且情况也比较复杂。西南的国境线从西藏到云南、广西，有几千公里，在这么长的边境上，居住的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因此从西南的情况来说，单就国防问题考虑，也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p> 西南的少数民族究竟有多少，现在还不清楚。据云南近来的报告，全省上报的民族名称有七十多种。贵州的苗族，据说有一百多种，实际上有些不是苗族。例如侗族，过去一般都认为是苗族，实际上语言、历史都不同，他们自己也反对这么说。从这一情况就可看出，我们对少数民族问题不仅没有入门，连皮毛还没有摸着。当然经过三两年工作之后，对各个民族有可能摸清楚。历史上弄不清楚的问题，我们可能弄清楚。<p> 在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是很深的。由于我们过去的以及这半年的工作，使这种情况逐渐地在改变，但不是说我们今天已经消除了隔阂。少数民族要经过一个长时间，通过事实，才能解除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他们同汉族的隔阂。我们要做长期的工作，达到消除这种隔阂的目的。要使他们相信，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经济上，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在文化上，也会得到提高。所谓文化，主要是指他们本民族的文化。如果我们不在这三方面取得成效，这种历史的隔阂、历史的裂痕就不可能消除。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我们是有条件消除民族隔阂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实行的是大民族主义的政策，只能加深民族隔阂，而今天我们政协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族政策，一定能够消除这种隔阂，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p> 我想讲点西康藏族的情况。过去藏族与汉族的隔阂很深，但是我们进军西南，特别是宣布了解放西藏的方针，提出十项条件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他们的情况怎样呢？过去西康的反动统治把他们搞苦了。我们进去以后，首先宣布了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同时我们军队的优良作风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体现出来，例如执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住喇嘛寺等，这样就赢得了藏族同胞的信任。他们说，我们的军队太好，老百姓的房子，就是下大雨，不让进就不进，不让住就不住，这是实行正确政策的结果。历史上的统治者，何尝没有宣布过好的政策，可是他们只说不做。我们的政策只要确定了，是真正要实行的。对于我们提出的十条，有的西藏的代表人士觉得太宽了点。就是要宽一点，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骗他们的。所以这个政策的影响很大，其力量不可低估。因为这个政策符合他们的要求，符合民族团结的要求。<p> 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我们曾经做过一些工作，产生过好的影响。长征时，红军经过的地方，如云南、贵州，散布了一些革命的种子，就是在西康，也有一些革命影响。红军北上时，为了自己的生存，做了一些犯纪律的事，那时饿慌了，没有办法。现在我们应该跟他们说，当时全国革命的负担放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对那时办得不对的事，应当向他们赔礼。这次我们到那里，一些藏族人士也很坦白地说，那时把粮食吃光了，心里不愿意，现在了解了。他们为自己的解放感到高兴。<p> 经过这些历史上的工作，加上今天的工作，我们完全可以解决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把各民族团结好。在世界上，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在中国，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只要我们真正按照共同纲领去做，只要我们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就会把事情办好。只要一抛弃大民族主义，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不首先要求少数民族取消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应当首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出现了。<p> 我们进军西南以来，有这么一个概括的认识：西南的民族问题复杂，西南民族问题必须解决好。这牵涉到各方面的工作，但我们对情况又了解得很少，因此强调要采取非常稳当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把民族关系搞好。强调解除各民族对人民解放义军的顾虑，解除民族之间的隔阂。对少数民族的许多事宜，不盲动，不要轻率地跑去进行改革，不要轻率地提出主张，宣传民族政策也不要轻率。在实际行动中严格执行纪律，不侵犯他们一丝一毫的利益，包括征集公粮也要照顾他们的实际困难，首先保证决不能超过历史上的负担，只能少于历史上的负担。我们确定：在少数民族里面，正是由于过去与汉族的隔阂很深，情况复杂，所以不能由外面的力量去发动少数民族内部的所谓阶级斗争，不应由外部的力量去制造阶级斗争，不能由外力去搞什么改革。所有少数民族内部的改革，都要由少数民族内部的力量来进行。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数民族的贫困就不能消灭，不消灭贫困，就不能消灭落后，但是这个改革必须等到少数民族内部的条件具备了以后才能进行。<p> 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只要不出乱子，能够开始消除隔阂，搞好团结，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绩。如果我们患急性病，像在汉族区域一样，总想很快地拿到粮食，很快地把群众组织起来，使工作见效，那就非出乱子不可。过去其他地区出了些乱子，其中极重要的原因就是患急性病。这教育了我们的许多同志，不能患急性病，来一点“慢性病”没有关系。“慢性病”不会犯错误，急性病就要反错误，别的事情既不能患急性病又不能患慢性病，这件事情不要怕患“慢性病”。当然我们还要做工作，不能因为怕患急性病就睡起觉来，要稳步地做，摸准情况前进。团结的基础巩固一步，工作也就前进一步。我们有些同志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患急性病，因此领导上要经常防止急性病。当前在少数民族地区做工作，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准出乱子，不能把事情搞坏。一百个干部有九十九个做得好，有一个干部出乱子，也可以把事情搞坏。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派往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要少而精，不在数量而在质量。他们要懂得民族政策，真正想把少数民族工作做好，不准一个人出乱子。必须保证这一点。这个时期西南在民族问题上还没有出什么乱子，原因就是工作稳当，这就叫成绩。<p> 那末，到现在工作做得够不够呢？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做工作，否则就要出乱子。举例来说，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纲领宣布了，少数民族很高兴，在高兴的同时，就要问什么时候实行，如何实行。他们要求兑现。如果半年不兑现，一年还不兑现，他们就会不相信我们的政策。这个政治上的问题，不解决不行。我们党在历史上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比如在内蒙古，这方面是有经验的，在陕甘宁边区的北面，也有些经验。而在广大的新区，还没有经验，对许多干部来说还是个新问题。但是现在必须开步走，因为少数民族的要求是迫切的。在西康，有的代表人士甚至还想在实行区域自治时用“波巴政府”这个名字。现在这件事还没有谈好，不过一定要有一个他们满意的名字才行。西康有许多地名是汉人取的，我们叫惯了，不等于他们习惯。这还是一个名称问题，其他问题就更复杂了。比如康东过去划有县，有一二十年的历史了，现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还保存不保存县呢？从发展前途看，保存县有好处，而且已经是习惯了的，但是他们赞成不赞成呢？有一个原则，他们不赞成就得取消，另外划。还有，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时候，少数民族内部的问题如何解决？有的过去打冤家，你打过来，我打过去。这主要是过去推行大汉族主义的反动统治阶级挑起来的，是大民族主义统治弱小民族的手段，但是他们内部也有很多利害关系。我们应该冷静地考虑这些问题，使他们团结起来，不要再打冤家。又比如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我们派不派干部？派是必要的，但一定要少而精，要派真正能帮助他们的干部，至于用什么名义，这要跟他们商量。我们的同志去工作，是一件苦差事，思想要搞通，要有一些愿意做这个工作的同志去那里工作。这一系列问题，牵涉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p> 今天我们在西南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首先开步走的应是康东，因为各种条件比较具备。第一，藏族同胞集中；第二，历史上有工作基础；第三，我们进军到那个地方后，同藏族同胞建立了良好关系；第四，那里还有个进步组织叫东藏民主青年同盟，有一百多人。有这些条件，就能马上去做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可以直接影响西藏。其他地方也要积极创造条件去做，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有些地方也可以先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比如大小凉山是彝族聚居区，应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但现在条件不够，这样的地区暂时只适宜于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这对他们更有好处。云南、贵州也是适合于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还可以在联合政府下面，实行小区域自治，比如一个民族聚居乡。少数民族的事应该由他们自己当家，这是他们的政治权利。<p> 从经济上看，现在不开歩走也不行了。比如西康，这方面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粮食问题，现在我们只进去三四千人，一下就借了七十万斤粮。一些进步的上层人士帮忙很大，不但把粮食借给我们，而且价钱公道。但是老是这样不行，少数民族群众负担不起。再如市场问题，贸易问题，金融问题等，这些经济问题也遇到了，如果不解决，就会动摇政治的基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面得到些好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毛主席对西藏问题就确定了两条，第一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第二是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这两条搞好了，才能解决西藏问题，才能团结起来巩固国防。这两条对所有少数民族地区都是适用的。政治要以经济做基础，基础不坚固还行吗？如果我们只给人家一个民族区域自治的空头支票，而把人家的粮食吃光，这是不行的。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在汉族地区实行的各方面的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要区分哪些能用，哪些修改了才能用，那些不能用。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比如贵州的少数民族，大多住在山上，如果我们能够给他们解决吃盐的问题，那就一定能够得到他们的拥护。又如西康现在还不通汽车，怎样在经济上同内地沟通，从内地进什么货，他们的东西怎么运出来，价格如何，怎样使他们有利可得，这些都要妥善处置。我们在贸易上实行等价交换，但是有时还要有意识地准备赔钱。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很重要的一环是贸易，经济工作应当以贸易工作为中心。要帮助少数民族把自己的贸易活动组织起来，这不是我们能够包办的。贸易中要免除层层中间剥削，使他们少吃亏。这样经济就活了，他们的生活也就会好起来。目前的关键就是首先要使他们在贸易中获得利益，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帮助他们逐步地从农、工、牧、商等方面发展。<p> 在文化方面，也有许多工作要做，要尽快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应在少数民族地区举办一些教育事业，动员一些人到那里去办学校。现在最好先办一些训练班，着重宣传民族政策。办学校最困难的是没有教员。我们不是没有经费，不是其他问题，就是没有人教课。西南人才缺乏，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迅速创办民族学院，吸收一些青年进民族学院深造。同文化教育相联系的还有卫生问题。少数民族地区卫生工作也很重要，那里迫切需要医药。在当前来说，文化工作首先要以卫生工作为中心，卫生工作作用很大。<p> 所有这些事情，政治的也好，经济的也好，文化的也好，现在都要开始去做。所有这一切工作，都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他们赞成就做，赞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赞成大部分就做大部分，全部赞成就全部做。一定要他们赞成，要大多数人赞成，特别是上层分子赞成，上层分子不赞成就不做，上层分子赞成才算数。为什么？因为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特点，上层分子作用特别大。进步力量在那里面很少，影响很小。将来这个力量发展起来，会起很大的影响，现在不起决定影响。现在一切事情都要经过他们上层，要对上层分子多做工作，多商量问题，搞好团结，一步一步引导和帮助他们前进。如果上层这一关过不好，一切都要落空。我们有些同志往往采取激进的办法，以为不通过上层分子能搞得更好。事实上不是搞得更好，而是搞得更坏，不是搞得更快，而是搞得更慢。因为阻力大。对上层分子的工作做好了，推动他们进步了，同我们的合作搞好了，这样，在他们的帮助下来推进工作，就要顺当得多。有的同志思想有顾虑，以为这样做会丧失阶级立场，不懂得在那里阶级立场表现得不同。什么叫正确的阶级立场？就是现在不要发动阶级斗争，做到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团结，这就叫正确的阶级立场。当然我们也不是完全依靠上层，而是通过他们慢慢影响各方面的工作。<p> 附带说一说，有一些特殊问题，也要根据实际情况解决。比如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确定不搞减租，不搞土改，但是贵州苗族人要求减租，要求土改，而且比汉人还迫切。究其原因，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贵州苗族中地主很少，他们绝大部分种汉人的地，而且是山坡地。他们的要求很合理。如果不允许他们实行减租、土改。那就是大汉族主义，就是不直接照顾他们的利益。但是这样的要求，可能苗族上层少数地主分子不赞成。所以我们特别作了规定，凡是种的土地是汉人地主的，就实行减租、土改，而种的土地是苗族地主的，就不实行减租、土改，由他们本民族慢慢地采取协商的办法去解决。这就是说，减租、土改在少数民族地区不是完全不提，有些地区还应该进行，但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有这个要求，而且不是少数人要求，而是大多数人要求，不是我们从外面给他们做决定，而是由他们自己做决定。又如，在少数民族地区，怎样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怎样成立联合政府，要考虑方式方法问题。可以采用召开各类代表会议的形式，这种形式在内地收效很大。通过代表会议征求意见，商量研究，可以避免主观地决定问题。有时我们是一番好意，就是做出的决定不正确。但即使决定正确，如果没有通过他们，也会遭到反对。只要通过他们，即使有的决定还有缺点，他们也是会拥护的。<p> 最后谈谈工作态度问题。我们的工作方法就是刚才谈的，一切事情和他们商量，用开代表会议的方式解决问题。我们的工作态度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最近我们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方面，也要老老实实。我们要主动向他们说清楚，正是因为风俗习惯不同，容易引起误会，容易犯忌讳，可能得罪了人还不知道。有些生活习惯我们很想学，但是一下学不会，也勉强不得，请他们原谅。这就叫老老实实。这样容易得到同情。我们做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都应该采取这种态度。<p> 中央民族访问团这次到西南来，必定对我们帮助很大。你们在少数民族方面研究、了解的东西比我们多得多。特别是你们下去以后，亲身接触具体情况，会发现许多问题。我们很希望同志们研究各种问题，多提意见，哪怕是一个片面的意见，也比没有意见好。现在我们就是苦于没有意见。同志们在这方面不要客气，有什么感觉就跟当地同志说。下面有些同志可能主观性强些，你们可能碰一鼻子灰，或者对你们提出的问题不重视，或者对问题见解不同，而且很可能他们的见解是错误的。遇到这样的事，你们不要生气，可以给我们写信，或者给省里的同志写信，总会得到合理的解决。假如你们有些意见不对，我们也告诉你们。这样，依靠同志们的工作，我相信可以解决西南最复杂的又最重大的问题——民族团结问题，至少可以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p>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br> 这篇讲话至今还很有参考价值、很有指导意义。谢谢“越色僚人”贝侬。<p>另一篇类似的文章是：<br>[分享]《毛泽东选集》之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br>http://www.pouchoong.com/cgi-bin/topic.cgi?forum=26&topic=587&show=0#lastviewpost [这个贴子最后由越色僚人在 2003/05/26 06:59pm 编辑]<br><br>关于邓小平民族理论体系的框架问题<p>文：杨侯第<p> 关于邓小平民族理论体系问题，已经有不少文字论到了，有的还出了专著。我这里班门弄斧，只是想谈一点点自己的学习心得，就教于各位。<br> 邓小平民族理论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研究邓小平民族理论必须和邓小平整个理论体系联系起来考察，这样才能把握二者的不可分割性和邓小平民族理论的特性。<br> 邓小平民族理论是成体系的。这个体系体现在邓小平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中，体现在它主持下的一系列有关民族问题的文件中，体现在他参与和直接领导下的许多有关处理民族问题的实践中。<br> 邓小平民族理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邓小平民族理论有三个来源。<br> 首先，邓小平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理论的继承。学习邓小平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考察其处理民族问题的大量实践，我们不难发现，邓小平民族理论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学说是一脉相承的。<br> 第二，邓小平民族理论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理论的发展。学习邓小平民族理论和实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邓小平民族理论中，有许多有别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问题学说的、充满时代气息的理论升华。就是说，有理论突破，但又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br> 第三，邓小平民族理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于民族问题实践教训的深刻反思，是我国建国以来关于处理民族问题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这一点，只要我们回顾一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勃兴走向低谷的历史，以及这一历史同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得失的关系；回顾一下建国以来民族工作所走过的"U"字形曲折道路，就不难理解了。<br> 由此，我们可以概括出邓小平民族理论的三个鲜明特征，即它的继承性、发展性和实践性。<br> 本文在破题之前，先说了以上这些不怎么扣题的话，是想这可能有助于理解本文的论题。<br> 接下来，我想探讨一下邓小平民族理论的框架问题。<br> 我这里要讲的是"框架"，不是体系。谈体系自知水平不够。此谓"框架"，我的理解，就是支持理论体系的主要支柱，也可以说，是邓小平民族理论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个主要组成部分，我以为有下面这些--<br> 一、邓小平民族理论的哲学观——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精髓——实事求是，一切从民族问题的实际出发<br> 实事求是，一切从民族问题的实际出发，贯穿于邓小平民族理论和实践的全过程，是邓小平民族理论的灵魂。邓小平是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又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中国共产党处理我国民族问题的重大决策过程中，邓小平既是参与者，也是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处理中国的民族问题之所以成功，从根本上说，就是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能够做到实事求是，从我国民族问题的实际出发。<br> 比如，在采用什么样的国家结构和制度来处理我国的民族问题这一重大问题上，没有照搬原苏联的联邦制模式，而选择在国家统一前提下的以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结合、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结合为鲜明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邓小平不仅在这一理论问题上有精辟的评述和发挥，而且也是积极的贯彻执行者。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民族自治地方--甘孜藏族自治州（当时叫自治区），就是小平同志在主持西南工作时，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建立的。<br> 又比如，在涉及到少数民族地区方针政策的制订上，邓小平历来反对"照搬"。他多次说到："在汉人区域各方面的政策，经济政策也是一样，不能够照搬到少数民族区域里去，要有区别，哪些能用，哪些修改了才能用，哪些不能用。""总之，在少数民族区域，要完全研究另外一套"，"把内地办法搬去一半或三分之一都是不得了的"。<br> 再比如，在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问题上，邓小平一是主张待内部条件成熟后进行，强调不能患"急性病"；二是改革总的要以和平方式进行，又要从各个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出发，分门别类地进行。五十年代，我们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就是这样做的：在那些与汉族地区基本相同的地主经济地区，改革的办法基本同汉区相同，但比汉区宽和缓和些；在处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少数民族地区，改革的办法是和平协商、进行赎买；在处于原始公社末期的少数民族地区，不搞民主改革，只搞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即所谓"直过"--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少数民族牧区，则实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的特殊政策。我国在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是成功的，是符合少数民族人民的意愿的，因而得到了他们的衷心欢迎。当然，在这些政策的具体执行过程中，也出现过失误，但这些失误恰恰是因为违背了实事求是，即从民族问题的实际出发的原则而造成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对这些失误进行了拨乱反正。此后，邓小平又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局势和国内民族问题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东部与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在西部）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为解决跨世纪的民族问题指明了方向。<br> 建国以来，我国的民族工作是在成功和挫折中前进的。实事求是，就成功；不实事求是，就挫折。邓小平民族理论作为我国民族工作的行动指南，其真谛就在于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民族问题的实际出发。<br> 二、邓小平民族理论的柱石——真正实行民族平等<br> 民族平等概念的发明权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提出了民族平等口号，就反对封建制度而言有进步意义。但当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民族平等"就纯粹是口号而已。他们要的只是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民族平等"，而根本不顾及其他民族的"民族平等"。他们的"民族平等"只写在纸上，并不打算真正实行。他们真正实行的往往是赤裸裸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自私和伪善是其本质特征。这种自私和伪善有时发展到实行种族灭绝的地步，充满了恐怖和血腥气。翻翻资本主义的历史，看看本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最近发生的巴尔干战争，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实证吗！当然，随着时局的变化，资本主义也在变换着手法，调整着策略：由最早的种族灭绝到种族隔离，从种族隔离又到民族同化，以及后来的保留地政策和多元文化主义。其中，多元文化主义被认为带有一些文明色彩。但总的来说，万变不离其宗。据笔者考察，资本主义的"健忘症"是够可以的，总是忘记其残酷的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历史，进而总是以"民族平等"的专利者自诩。这种现象除了用"利令智昏"解释之外，再也找不到更好的词汇了。<br>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不仅把"民族平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而且为真正实行而奋斗。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指出，要"真正实行民族平等"。这里，他强调的是"真正"二字。他说："中国的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历史上的统治者，何尝没有宣布过很好的政策，可是他们是不做的，我们是真正要做的。"综观邓小平在指导民族工作时的论述和实践，可以看出，他的"真正实行民族平等"的观点，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广泛性，即少数民族在一切权利方面平等，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文化、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各个领域的平等；二是真实性，即这种平等是真心实意的，是要兑现的。正如邓小平所说："不是假的，不是骗他们的，是要真正实行出来的"。三是彻底性，即十分强调少数民族平等发展特别是在经济上的平等发展的权利。他说，要"真正从经济上帮助他们得到利益。"按照邓小平的观点，没有经济上的平等，就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没有发展权，少数民族的其他权利都会落空。<br> 邓小平的民族平等观是他整个民族理论体系的柱石和出发点。这一论点同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形形色色的"民族平等"模式彻底划清了界限。<br> 三、邓小平民族理论的核心——各民族共同发展和繁荣<br> 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是邓小平民族理论体系中最具个性特色的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突破性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民族问题的解决条件时指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这段话的意思是只有消灭了阶级压迫、剥削制度，民族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在实际运用这段话时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否认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废除了剥削制度以后就立即宣布民族问题解决了，"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原苏联和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如此行事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早期的观点也是如此。二是混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区别，在"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命题下，用阶级斗争取代民族问题，导致阶级斗争在民族问题上的扩大化。我国在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文革"时期就是这样做的，民族关系遭到了严重破坏。<br> 诚然，在阶级社会，产生民族问题的主要根源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对立，不抓住阶级问题的这个主要矛盾，不从根本上废除阶级剥削制度，民族问题的解决就无从谈起。从这一意义上讲，马、恩的那段名言确实是经典之言，是切中要害的。但是，当剥削制度废除以后，民族问题是否就解决了呢？事实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只是为民族问题的解决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政治基础，而不是民族问题都解决了。尽管阶级斗争还会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会反映到民族问题上来，但这时的民族问题大量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那么，这时的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和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是发展，是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继承者并不是没有提及过。列宁曾提出，各民族在政治法律上获得平等权利后，还要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的状况。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对少数民族人士说：共产党要帮助你们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如果不帮助你们发展，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新中国建立后，还把消除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让少数民族跻身于先进民族的行列作为党的过渡时期在民族工作方面的总任务。1957年，周恩来在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说：各族共同繁荣是社会主义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当然，这些闪光的思想，被后来的"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理论所批判、所替代，造成严重后果。<br> 正是邓小平，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的实际情况出发，鲜明地提出了民族发展的理论观点。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谈到：总的讲，少数民族地区还处于落后状况，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问题的关键是怎样才能使少数民族很快发展起来，如何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占居领先地位，"观察少数民族地区的问题主要是看少数民族能不能发展起来。""关键是"、"主要是"，足见邓小平突出地把发展问题放到了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中心地位、核心地位。综合邓小平在民族问题上的发展理论和实践，其精神可以归纳为以下要点：第一，全球民族矛盾、民族冲突、民族战争，基本上或者主要是由经济权益上的差距、失衡、不平等造成的；第二，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还处在初级阶段的低层次；第三，现阶段，中国的民族问题集中表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的发展上；第四，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时期，不是民族融合的时期，民族融合是阶级、国家消亡之后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将来民族融合的实现是以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为前提的，不能把民族融合作为现阶段的实践纲领；第五，发展是民富国强的硬道理，也是解决民族问题的硬道理。<br> 作为邓小平民族理论的继承者和开拓者，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也十分重视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提出中西部协调发展、缩小发展差距的战略，把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经济发展作为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去年，江泽民在视察新疆时，又强调了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在反分裂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总之，邓小平在民族问题上的发展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划时代发展的一个里程碑。<br> 四、邓小平民族理论在国家结构上所坚持的一个基本制度——实行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br> 我们党创造性地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在国家结构上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基本制度。党的十五大又把这一制度列为我国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邓小平不仅是这一制度的决策的参与者和执行者，而且也是这一制度的发展者和完善者。首先，他强调这一制度符合中国国情，要坚持。第二，他强调要完善这一制度，发展这一制度。邓小平在完善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方面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建树，就是把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作为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核心问题。他尖锐地指出：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br> 五、邓小平民族理论的一个大主题——加强民族团结<br> 邓小平历来十分强调民族团结。民族团结，在邓小平民族理论体系中是一个昂扬的主旋律，是个大主题。按照邓小平民族理论体系的脉络，其在民族团结问题上的几个主要论点是：第一、民族团结是革命和建设成功的根本保证，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包括以民族团结为内容的稳定压倒一切；第二，要实现民族团结，就必须要有一个符合民族团结要求的正确的民族政策，符合民族团结要求的民族政策是民族团结的政治基础；第三，经济发展是民族团结的物质基础，没有经济发展，就不会有巩固的民族团结；第四，尊重、保护、继承、发展和弘扬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民族团结的文化基础，任何形式的文化沙文主义，都会损害民族团结；第六，民族问题的彻底解决是一个漫长的复杂过程。民族问题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时期存在不同的内容。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出现。民族团结不会自发产生。经济文化发展了，不等于民族团结问题会自然而然地解决了。因此，深入地、持久地在各民族中进行民族团结教育，营造出一个和谐的族际关系氛围，是民族团结的道德基础。<br> 进行民族团结教育，其主旨是使各民族从历史和现实的理性思考中认识到"合则两利，分则两害"的道理。八十年代初，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央提出"两个离不开"（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的思想。去年，江泽民在新疆视察时，发展为"三个离不开"（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中国的历史是：中国革命的成功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解放也离不开中国革命的成功。中国的现实是：中国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发展繁荣也离不开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谁也离不开谁。这是一条规律，违背这条规律，既害人，也害己，是各族人民的灾难。<br> 六、邓小平民族理论的一个关键环节——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br> 建国前夕，毛泽东指出："请记住，要彻底地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个关键性的思想，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有了重大发展：第一，少数民族干部是民族团结的纽带；第二，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卫生、体育等领域，培养大批各方面的高素质的少数民族干部，是一个民族发展程度和整体素质的集中反映；第三，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水平的提高，自治功能的发挥，关键在干部；第四，把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同热爱本民族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是衡量少数民族干部政治素质的一个重要标志；第五，国家培养、各省市帮助培养和自治地方自己培养三者相结合，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有效途径。<br> 七、邓小平民族理论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战略步骤——两个发展战略<br> 两个发展战略，即沿海发展战略和西部发展战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大都在西部。两个发展战略也叫"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八十年代初，邓小平提出沿海发展战略；九十年代初，又提出到本世纪末实行战略西移，即西部发展战略。他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对缩小地区差距问题，邓小平指出：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邓小平的这一创造性的战略设计，是解决跨世纪民族问题的理论突破。<br> 八、邓小平民族理论的一个崭新领域——改革开放<br>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族理论领域里，改革开放这个命题是没有的。这个命题的独家发明权属邓小平。邓小平历来反对民族封闭。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他强调，一个开放的民族就是进步的民族，一个民族要发展进步，就要吸收别的民族的一切文明成果。他提倡民族间在各方面的交流，包括人才方面的交流。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总是把汉族到少数民族地区去指责为"汉族移民"，其实它们才是真正的移民国家，美国就是世界各地移民用汗水和鲜血、勤劳和智慧建设成的强大国家。邓小平在回答卡特时尖锐地指出：判断少数民族问题主要是着眼于是不是能让少数民族发展起来而不是什么汉人去不去少数民族地区的问题。如果只从汉人去民族地区这一现象来看问题，是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的。显然，邓小平在民族问题上的发展论是和他主张民族地区改革开放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的。严格说来，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这20年来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任何一个民族发展的必由之路。<p>摘自《民族团结》1999年第8期 <br>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