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想起了文字改革
［文化视点］ 想起了文字改革<p> 贾一平<p> 1 音符文字和意符文字<p> 本人不是专业语言文字学家，我想目前世界上存在的文字只有两大类型：音<br>符(拼音)文字和意符文字。而纯意符文字实际上只有中文汉字一种。加上使用汉<br>字的半意符文字日，韩文，也只有三种。而且都是使用汉字的，似乎也只有汉字<br>大家庭里有语言，文字两个概念清楚，有明确界限的独立词。<p> 语言和文字这两种功能类似的东西的起因和发展历程可能并无关联，人类智<br>力初期便利用了声音和形象两种方式：如叫声，结绳等载体来组织思维和和进行<br>交流。大多数民族可能是语言先成熟。为了记载传播需要在语言基础上创造文字<br>，文字是语言的书面记录，创造了拼音文字。拼音文字依附于语言。语言文字的<br>关系大体是‘一夫一妻’制，夫(语)唱妇(字)随。相互配合补充，密不可分。也<br>有一语多文的(如印地文和乌尔都文，或如土耳其语曾经用阿拉伯字母后来改了)<br>，但只是拼音符号有别，好比一男娶二女建二家，在各个家庭的生活中还是‘一<br>夫一妻’的。<p> 汉语文的发展是否文字走在前面？但汉字体系确实不是语言的书面记录，不<br>依附于语言，可以脱离语言独立存在。一段汉字文字本身有固定含义，但无固定<br>读音，可以用京音，粤音，吴音，闽音，湘音......或韩音，和音，越音去读皆<br>无妨理解其深壑的含义，等于文字兼容了多种方言甚至异种语言。如果说拼音文<br>字是严格一夫一妻制，意符文字就有些一妻奉多夫了。意符文字对不同语言具有<br>兼容性，给操不同语言的人群创造了交往传播的方便，增加了群体感。<p> 长期以来中国的这一独有特点引起了众多人的兴趣，人们常常把中国和别国<br>的各种不同，包括历史地理，自然环境，种族特点，政治，思想，文化差异。各<br>种成败，优缺点等都与文字体系联系起来，认为是造成文字体系不同的原因或认<br>为是文字体系不同造成的结果。但要真正把每一件事情与文字体系的关系都说清<br>楚就困难了。<p> 意符文字有脱离语言独立运行的自发倾向，中国人当语言表达不清楚时常常<br>在空中画一个字来补充，说明人们的表达强烈依附于文字而不是语言。这个现象<br>在使用拼音文字的人群中难见到，可谓之口头语言的退化。进一步的发展趋势是<br>文字彻底脱离语音语言，形成一种独立的，自有词汇，文法的，兼容性极强的书<br>面逻辑语言，供文人学士高品位文化占有者等享用，交往。这方面中国的文言文<br>，格律诗和对联等已经走了很远。那些深奥高雅的字句，如果不见文字只听朗读<br>，就是博学的才子也未必立刻听得明白；但一旦照文吟诵，就会悠扬顿挫，意境<br>无穷。赵元任先生的‘食狮’可算个极端的例子。那篇近百字的故事只用一种音<br>节(shi) ，用汉字写出能看懂，但朗读起来连作者自己都听不明白，用拼音文字<br>写出就一塌糊涂了。近百年虽然受到文化大众化，白话文及国家关系等的影响这<br>种超语言文字游戏(此处游戏二字毫无戏耍含义)有些衰落，但在中，日，韩，越<br>等中国文化圈内的高文化层次人士间至今仍然被视为是高雅顶峰，并且继续具有<br>跨民族共有性。<p> 2 汉字的历史功过<p> 中国历史上秦始皇统一六国後，鉴于政权操作的需要，也要对语言文字实行<br>统一。在那口头语言只限于面对面说话的时代，语同音既无实现条件，也不急切<br>必要，功夫就下在书同文上了。汉字的书写和含义规范化了，借助于其兼容性，<br>促进了分布于广大面积语音分歧的人群的一体化，同一化，最终导致了国家的大<br>统一，以至政治，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统。<p> 罗马帝国推行拉丁文便于政权操作和秦始皇可谓异语同工。但拉丁文是拼音<br>文字，是语音的记录，无法脱离口头语言，没有口头语言的支持就如同无根之木<br>。它也不能兼容不同的口头语言。拉丁语文字资料一旦到了口头语言不是拉丁语<br>的地区，那里的臣民能读其音，却不解其意，最自然的结果就是罗马帝国统治下<br>不同语言的群体用拼音文字的‘母同音’的特点，用同一字母表拼写自己的方言<br>，形成各种文字，使语言区别上升为文字区别，促进了文化的多样化和区别化，<br>最终导致各民族的分化和独立，罗马帝国的解体，拉丁文退出历史舞台。<p> 我们的书同文的兼容性对维系民族的内聚，保证我们这个人口众多，幅员辽<br>阔的国家里尽管方言分歧却没有形成‘方文’，汉语方言语音区别始终未上升成<br>文字区别，甚至非汉语民族也向汉字认同。汉字--文言文避免了罗马帝国和拉丁<br>文的下场，其作用真不可估量。汉字体系的这个作用和能力不可低估。汉语的‘<br>方言’区别巨大，譬如河北顺德(邢台)和广东顺德这两个同名地方的方言的区别<br>如果不大于欧洲的英语和德语的区别，至少也要比公认是两个民族，两种语言的<br>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的区别大，而比自认是两种语言的克罗地亚语和塞尔维亚语<br>的区别则大不知多少倍。<p> 汉字不止维系了中国国内民族的内聚，还维系了汉字圈内各民族的友情。据<br>说有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在美国相遇，虽然双方都会说英语，但他们却宁愿用笔写<br>汉字进行交往，觉得这样更亲切，更有同文之邦的情趣。汉字体系兼容了全汉语<br>甚至非汉藏语系的语言，真乃奇迹也。<p> 汉字在文化方面的弱点是其政治方面功效的代价。意符文字难学，难写，不<br>利索引，不利与平民文化普及等缺陷被封建专制制度视为优点而加以充分利用和<br>发挥，成为推行愚民政策的利器。自古以来中国识字不是一种国民基本技能，而<br>是一种特殊的高级职业能力(士大夫，为官)。汉语书面文字脱离口头语言，书面<br>文字贵族化，神圣化，教育--文化--知识业的官办化，垄断化和官--学一体化，<br>教育的目的不是提高全体国民的文化素质，而是训练符合朝廷需要的工具，用他<br>们自己对上级的自称就叫奴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获得知识本来<br>就不是君主的意图，所以文字是否便于学习，书写根本不是问题。结果造成大众<br>和文化的隔离，拉大了文盲者与识字者的数量比和人格距离。意符文字将概念固<br>化了，阻碍了新概念的推出，影响--限制了语言的自由发展，从而带来思想僵化<br>，社会发展停滞，超长期地延续和巩固了中国的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和封建专制思<br>想体系。意符文字在这方面也是功勋卓著的。<p> 当大众需要掌握文化，知识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需要时，汉字就成了绊脚石<br>。<p> 3 文字改革及其实践<p> 本人不知中国最早要求改革文字体系的呼声开始于何时，但近百余年来，先<br>进的，也许还是超前的彻底的社会改革者和革命者从普及国民教育，提高国民素<br>质出发，频频提出了这个问题。从清末以来文字改革(拼音化)主张始终是维新，<br>变法，图强，革命，救亡事业的组成部分。主张文字改革的人往往具有更坚强的<br>革命性，彻底性，平民性，赤诚性。他们有时把中国的一切消极因素 (积弱，落<br>后，百姓愚昧，官员腐败等) 都看成是文字体系不良造成或至少与文字体系不良<br>有关，甚至发出“汉字不灭，中国不兴”的悲壮呼声，也许过分了些，但也未必<br>都是荒谬的。主张文字改革的人中有不少是真正忧国忧民，热血沸腾，而且是有<br>真知硕见的人。<p> 人们不仅提出文字改革的主张，各种文字改革(汉语或其方言拼音文字)方案<br>屡屡推出。而且积极实践。本文仅举出这些实践中两件有成效的例子:<p> 闽南白话字<p> 近百余年来，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而且要在许多本来不识字的人群中传<br>教，他们深感要使许多人认识汉字到比另创拼音文字更困难。也为了他们自己学<br>习中国话方便，他们在全国各地创造了不少拼音汉语方言文字，其中最成功的可<br>能就是闽南白话字作为汉语八大方言之一的闽南语，使用人数多，分布地域广 (<br>包括闽南，粤东，几乎全台湾和全海南，还有赣，浙部分地区，更是海外华人中<br>通行语言之一 )，本来就缺乏完善的文字表达手段。虽然闽南语秀才熟练文言文<br>，但闽南语百姓却有语无字，如同无婚配的‘老大难’。<p> 使用拉丁字母的教会闽南白话字一旦创立，立刻在闽南语地区流行开来。除<br>了宗教书籍，也有数理，医疗等科技书，甚至古籍“四书”“通鉴”等‘译文’<br>出版。闽南白话字在百姓间更是广泛使用，许多人在自己的方言范围内脱离了文<br>盲，成为会读写之人。特别是那时侨眷和海外亲友通电报用拉丁字母拼音的闽南<br>白话字比汉字方便多了。<p> 闽南白话字在闽南语地区和海外传播约百年，但其在国内的最后命运很悲惨<br>。解放后先被说是和用注音字母推行速成识字法唱对台戏，其後在文化革命期间<br>更是被斥责为“洋奴”，“里通外国”......罪恶滔天，传习使用者遭冲击，出<br>版物纷纷被责令交出加以焚毁。目前在国内已经难觅闽南白话字踪影。闽南白话<br>字的罪过只因为它是教会创始的，虽然用这种文字照样可以载马列主义之道，出<br>版革命书刊，但仍然被诛杀。这大概就是血统论在文字改革领域的体现。<p> 拉丁化新文字(北拉)<p> 如果说一个有成效的中国拼音文字实践教会闽南白话字是由帝国主义传教士<br>创立，被共产主义革命者打倒的。那么，另一个有成效的而且更广泛的中国拼音<br>文字实践，拉丁化新文字就是由共产党人创立了。当然，这里的共产党人不是四<br>人帮等极左政客，而是受过良好教育，知识渊博，信仰真诚，充满革命激情的热<br>血社会改革者和革命先辈瞿秋白，吴玉章，徐特立，林伯渠等。知识的力量和远<br>见与社会-文化革命彻底性使他们在本世纪30-40年代成为我国文字改革的先锋。<br>拉丁化新文字在苏联华工和中国解放区得到推广，形成‘运动’。但这未必是中<br>国共产党党内政治领导人的共识。例如，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就写道：“徐特立这<br>位老教育家，在我们同志中是较年长的一位，提倡新文字极为积极。他和林伯渠<br>等人鉴于中国文字的艰难复杂，力主将中国文字拉丁化，并在陕北试行了近两年<br>。他们认为在陕北这个文化落后的区域，正好推行拉丁化运动。徐特立为了推行<br>文字拉丁化，曾和毛泽东多次纠缠；我任边区政府主席后，便成为他纠缠的主要<br>对象。他一面编印拉丁化教材，训练教师人才，督率陕北各初级学校实施，一面<br>以‘传教士’的精神向我宣传，希望我积极支持他的主张。如果我向他说到拉丁<br>化尚未十分成熟，一时不易推行等类的话，那他非跟我辩论一个通宵，是不会停<br>止的。”而当时中国的执政党国民党见是共产党人推行新文字，也按照“凡是敌<br>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准则行事，宣布要‘取缔怪异文字’。( 这里指的也<br>是国民党的政界掌权人士的做为，其实当时国民党内有识之士如孙科甚至还当过<br>香港新文字学会名誉会长，是赞成新文字的) 。于是严肃的改革事业就成为政治<br>斗争的牺牲品了。<p> 广泛推行的拉丁化新文字是以北方话 (山东话，因为当时滞留苏联的华工主<br>要是山东人) 为基础制定，简称‘北拉’，可以兼容“国语”。用它出版了大量<br>马列主义出版物，也使许多人‘脱盲’拥有了读写能力，在生活中加以使用。此<br>外还制订了上海话(吴语)，广东话(粤语)等拉丁化新文字方案，也有少量推广。<br>要是全部实现，中国就可能像欧洲那样，在文字品种上百花齐放。看来主张文字<br>改革的共产党人和传教士都要利用文字传播他们的真理，崇高信仰和理想，认为<br>群众应当识字，而且应当有和他们操的语言一致的书面文字，而走上创制方言拼<br>音文字之路，他们的做法那样相同，难怪张国焘要把徐特立比做传教士。<p> 以笔者之见，‘北拉’可能是迄今汉语标准语拼音文字最佳杰作。其可读性<br>和望文生义性远优越于以前(如威德，邮政，国<语>罗<马字>)和后来 (如汉语拼<br>音) 的许多方案。我最欣赏它的尖团分写(区分西si，希xi)，既是山东话现实，<br>又是传统发音保留，使汉语标准语音节数增加10%(不计四声，新文字音节 445个<br>，而后来的汉语拼音是401个，基本上是尖团分写的结果)，自然地采用‘一音数<br>拼’办法缓解了同音词矛盾。顺便提一句，‘一音数拼’是许多拼音文字常用的<br>区分同音词手段(如英语的to，too，two)，汉语拼音文字当然不可避免。但‘一<br>音数拼’应当有根据，尽量避免生造，否则没有生命力。笔者估计如果把入声，<br>浊音等传统或地方发音资源加以充分利用，汉语标准语音节可能增加一倍，同音<br>词问题可能就圆满解决了。<p> 以上两个汉语拼音文字实施的例子(实际当不只这两个)都以实践证实了汉语<br>拼音文字的可行性。尽管其方案可能不完善，但完善只可能在大量实践(应用)中<br>完成。也许绝对完善根本不存在，英文完善吗(不断有改革呼声)？俄文完善吗 (<br>十月革命后改革了拼写)？德文完善吗(最近他们要实行拼写改革引起一场大争论<br>)？土耳其文完善吗(本世纪20年代开始推广，其历史不如闽南白话字悠久，只比<br>‘北拉’早三年) ？我看闽南白话字和拉丁化新文字(北拉)等如果能够无干扰不<br>间断推行，也许中国文字改革已经完成了。<p> 以上两个汉语拼音文字实施的共同特点是民办而不是官办。在解放区推广新<br>文字的共产党人虽然有官方职务，但也不是那里的决策人物。推行文字改革是需<br>要一定(决定性)的政府行政力量才能够完成。无论当年秦始皇实行书同文，越南<br>文字拉丁化，土耳其文字拉丁化，苏联中亚和外蒙民族文字走马灯式地拉丁化--<br>西里尔化，中国推行汉语拼音，普通话和简化汉字，新加坡推广汉语等都有强劲<br>政府行政措施做后盾。闽南白话字和拉丁化新文字(北拉)最终消失的原因便是没<br>有这样的后盾，甚至受到政府行政力量的反对。<p> 4 文字改革走向低潮<p> 五四运动采纳了白话文，用汉字而不是拼音文字来作为现代汉语的书面语言<br>是保守疗法，避难就易，向旧的文化持有者妥协，也因为汉字这块石头还有其它<br>(积极的或可能是积极的)作用。白话文把汉字书面文字由记录虚拟古汉语转向记<br>录现代汉语，拉近了文字和语言的距离。这种改良，虽然对于汉字体系或者汉语<br>都有削足适履之处，对促进文化普及和发展还是有有限度的好处。但继续造成学<br>用文字时的时间和精力浪费，而且汉字书面文字对口头语言的独立性和兼容性特<br>点则埋藏着潜在的历史循环再现，现在的白话文完全有可能成为将来的文言文。<br>那时再来一次白话文运动？<p> 清末以来历届中国政府确也都把语文改革问题提上日程。民初制定注音字母<br>，制定标点符号，确定并推行国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实行汉字横排，推行<br>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都有其积极作用。这里顺带提个建议，这样水平的改良我<br>想还有一个，就是把标点符号彻底和国际接轨，实际上主要是废除顿号“、”和<br>圆圈句号“。”代之于“，”和圆点句号“. ”就可以，本文就是这么用的，我<br>看完全行的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从主张文字改革到将拼音文字方案降格为<br>汉语拼音方案，实在是个大倒退。从政权操作的需要，政府把重点放在推行全国<br>共同语上是可以理解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实际上也是全<br>民的需要。现在不是秦始皇时代了，除了书同文，还希望有语同音。因此推广国<br>语也吧，普通话也好，都是顺潮流的。但对于更彻底的文字改革措施 (如土耳其<br>式的文字改革)政府就不激进了。中国没有凯末尔。<p> 如今汉语拼音方案仍然是识汉字的拐棍。许多小朋友刚学过汉语拼音很喜欢<br>使用它，用拼音给他们写字条他们看得懂，他们自己也用全拼音或夹杂汉字写字<br>条，但往往得不到大人的支持。等到这些孩子们长大学会许多汉字後就把汉语拼<br>音丢了，再用汉语拼音给他们写字条竟不认识了。汉语拼音方案没有促进文字向<br>拼音化，拉丁化发展，步了注音符号的后尘。几十年过去了，汉字简化成了文字<br>改革的终点，在大陆，文字改革，新文字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文字改革，拼音<br>化的呼声已经消失。而在海峡另一边，据说几十年来因为共产党人曾经大力主张<br>文字改革而对此事禁若寒喧，毫无意义地在正体字(繁体字)，异体字(简体字)称<br>呼上争辩正统。中国的文字改革事业就这样在两党互动下消失了。如今据说台湾<br>有闽南话文字化(拼音化)主张，方案甚多。有人将此举和台独联系起来，这和当<br>年将推行拉丁化新文字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颇有些同趣同工之妙。<p> 解放后中国文字改革呼声逐渐消失了，这是事实。事情可能还不只如此，中<br>国没有彼得大帝，明治天皇，凯末尔那样向前看的彻底深豁的社会改革者，往往<br>喜欢复兴传统的旧日光辉，而不是舍弃旧途走新路。文化革命的结果竟然是旧诗<br>词，旧戏曲，(给纪念碑，建筑物甚至商号)题字这种帝王，官吏，旧文人的遗风<br>大盛，压倒了五四以来的新诗，新剧，新文化作品和形式。这一切都要求强化而<br>不是改造旧文字。简化字实际上是秦始皇当年书同文的重修，对秦始皇之后的字<br>体分歧再度规范，许多字体实行了嫡庶换位(简写扶正)，除了写公文时少写几笔<br>之外，其他好处可能不多(如是否好辨认，好学等就有争论)。有人说简化汉字反<br>而增加了汉字字数，笔者不敢苟同。因为简化字大多本来就存在，在以繁体字为<br>正体的时期就在手写中流行。对于完全不学繁体字的人到是真的减少了汉字字数<br>。目前是实行繁体字地区的人识简体字无大问题，而实行简体字地区的人识繁体<br>字有困难。<p> 5 中国是否仍然有文字改革(实行拼音化)的必要？<p> 曾经认为文字由象形到拼音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规律。最近有人对此提出质疑<br>。主要是从实践上，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实例。其实，自古以来中文是世界上唯<br>一的纯表意文字，因此只要中国不实行文字改革，就无全先例。但这样的例子还<br>是有的。例如越南由字喃(两个汉字当一个用，一个表音，一个表意)改用拉丁字<br>母；朝鲜基本已经不用汉字，实现全拼音；日本限制汉字用量，加大文字的拼音<br>(假名)成分，都是由象形到拼音而发展的例子。其中越南字喃可能本来就没有完<br>全行使过文字职能，那时越南官吏文人口操越语，笔下写的是文言文。对他们说<br>来这似乎不是外族文字，仅仅是一种与口头语言不同的书面语。其实，就在中国<br>各地，官吏文人使用的书面语也与口头语相异，文言文是超语言的书面文字，汉<br>字圈的共同财产。<p> 经济技术的发展可能缓解了一些汉字体系在学习和使用上的困难。也就是有<br>更多人有能力花费较多时间和金钱去学习汉字，或在思维<=>语言<=>文字运行过<br>程电脑协助人脑完成语言<=>文字转换和书写过程。 也就是把繁难的选字和书写<br>任务交给了机器。这当然是一种改善，但和使用拼音文字的民族相比，精力和时<br>间的社会浪费量仍然悬殊。从学，认，读，写等各方面讲，拼音文字优于意符文<br>字是不可否认的，只要书面语言(包括‘机’面语言)一天不消失，这个规律就存<br>在。<p> 电脑出现并普及之后又有了新的说法，汉字字符集虽然远大于西文字符集，<br>但同样信息量的汉字文件却比西文(拼音文字)短。这是可以估算的。在电脑介质<br>上储存一个字母需一个字节，储存一个汉字需两个字节。同一篇文章不论用什么<br>文字表达，其词汇量应当是大体相同的。一篇汉字文章平均每个词汇长度一般不<br>会超过两个汉字，要是文言文就更短。而一篇拼音文字文章平均每个词汇长度常<br>常多于四个字母。因此汉字的信息运载量确实大于拼音文字。一篇英文文章的存<br>储文件与其中文译文的存储文件的容量相比，后者仅前者的70-80%或更低。好比<br>一本英文书翻译成中文，用有同样辨认性的字体排印，页数可以减少。于是有人<br>认为，以汉字(意符)为基础，可以形成一种新的电脑语言载体，运载量信息最大<br>。这也解决了多边语言翻译问题，任何语言只要和这种中立语言挂钩，就一通百<br>通了。这个设想类似于历史上有人认为汉字既然可以成为汉语，日语的书面语，<br>未尝不可以成为英语，俄语，德语的书面表达。但现在的设想与当代高科技前沿<br>挂钩，就值得特别重视了。因为汉字字符集大这个问题随电脑硬件发展可以解决<br>，而信息量持续增多甚至爆炸的现实却给其存储/ 运载不断带来挑战，成为新的<br>瓶颈问题。而且问题还不止是信息量，更被认为这种“思维<=>(意符)文字” 结<br>构的逻辑语言可能是今后深层次的人类语言，电脑等思维器械脱离自然语言超然<br>运行于这种逻辑信息体系，进行自然语言无法组织的思维活动，达到人类脑力靠<br>自然语言无法达到的思维高度。这种高层次的需要已经超出语言文字的职责。<p> 本人之见，这种语言即使研制成功，它恐怕未必会是一种“全球通，通全球<br>”的的表意文字，而可能是一种高级机内语言或在电脑内部运行的语言载体，而<br>输出时仍的需要各种自然语言文字，包括拼音文字和表意文字。否则人类如何去<br>感受这种高于人类自然语言能表达的含义？<p> 汉字的主要功效是政治方面的，对文化，思想的普及，发展，开拓，探索有<br>相当负面效应。日本走向现代化的初期(二次大战前)用汉字字义近似，延伸等方<br>法创造了许多“汉语词汇”来引进西方新概念 (其中大多数被现代汉语吸收，回<br>归中国了) 。用汉字表达新意义虽然可能，但难免使人们用这些汉字原来的意义<br>去理解新词，给新概念输入带来困扰，也易和各国发生词汇语义上的混淆。那时<br>日本虽然物质上达到了“船坚炮利”的世界水平，可是文化，思想上仍然是封闭<br>锁国的，保留以武士道为核心的日本价值观念，置身于世界潮流之外，提出大东<br>亚共荣圈便是自外于世界的明证。二次大战后日本真正溶入世界潮流，文字上也<br>基本停止用汉字继续创造“汉语词汇”而是用片假名(拼音符号)直接输入外来词<br>汇，避免了新概念受汉字原有含义的影响，也消除了和各国词汇语义上的混淆。<br>汉语文字毫无拼音成分，使用上又是文字重于语言。像因特那雄那尔，德谟克拉<br>西等外来语用多个汉字转写，读写十分困难别扭，最终不得不以含义近似的汉字<br>组成的汉字词汇国际(主义)，民主所取代。这一取代，就难免重复日本在二次大<br>战前的经验。至今还有一些外来概念在汉语中没有妥善的译词，就是有往往也是<br>生造的，有些中外之争往往也是对词语的含义有分歧。这当然不只是个文字问题<br>，而是不同文化背景的区别。<p> 中国的文字改革起源于中国近代的维新，图强，改革，开放，革命，救亡事<br>业，最主要的推动力是大众要掌握文化。而中国的文字改革败坏于国内保守，复<br>古，封建，封闭，腐败，落后，倒退思潮的泛滥。但历史的潮流是趋向进步的，<br>意符文字体系本身的缺陷客观存在，对大众掌握文化是一种不利因素，中华民族<br>终将熔入世界文明的大潮流，汉语文字改革，拼音化还是有需要的，文字改革的<br>历史任务仍将有复苏，兴起，前进的可能。<p>作者贾一平寄自大陆<br><<读者周刊>>收稿时间：2000年6月11日<br> 值得一读！ <br>读完才感觉值。 这篇文章的总体精神是：融进潮流之中，不惜牺牲小我。 转贴本文，仅供参考。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当然也是各人有各人的收获。[转帖]想起了文字改革
單從其立論言：漢字並非「純意符」文字，這在中外學界都已有定論。在錯誤定論上建立的論點，說服力自然大打折扣。 有些观念不敢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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